野夫病臥成疏懶，書卷長拋舊學荒。

豈有威儀堪法象？實慚文檄過稱揚。

移居正擬投醫肆，虛席仍煩避講堂。

范我定應無所獲，空令多士笑王良。

根據錢德洪《王文成公年譜》記載，此詩大約作于正德三年

（1508）歲末，王陽明時年37歲，身處貶謫之地龍場。毛拙庵，名毛科，浙江余姚人，時任貴州憲副，從四品官員，執掌兵備、學政等，是王陽明的頂頭上司。毛科與王陽明同為余姚人，有同鄉之宜，毛科本應該對身處困境的王陽明有所扶持，但毛科卻盛氣凌人，以權勢強迫王陽明向思州太守跪拜請罪。事情緣起于一件意外沖突。在貶謫之地，王陽明以高尚的道德與高超的智慧贏得了龍場百姓的愛戴，思州太守心生嫉恨，派人來龍場侮辱王陽明，當地百姓聞訊而來，為王陽明抱打不平，將來人痛打出去。此事惹怒了思州太守，思州太守不僅要上報朝廷，還要重罰王陽明。毛科得知此事之后，不問原委本末，派人來龍場命令王陽明到思州太守處跪拜請罪，并警告王陽明，如若不然，定然是大禍將至。王陽明憤然命筆，寫下《答毛憲副》書信，在信中，王陽明直言已將生死禍福置之度外，寧冒生命之險，不廢忠信禮義，明確拒絕向思州太守道歉。毛科與思州太守被王陽明的凜然正氣折服，心生慚悔之意，不僅沒有降罪，反而對王陽明敬重有加。當時，修葺一新的貴陽書院，缺少一位德高望重的師長，毛科擬聘請王陽明擔任教職。思州太守一事，毛科已經給王陽明留下了很壞的印象，因此，面對毛科的聘請，王陽明婉言拒絕，此詩就是王陽明對毛科的答復。

“野夫病臥成疏懶”，言身體有病，不堪繁重之教務。王陽明在龍場確實身體欠佳，他在其他詩中也時常提到病痛，如《鳳雛次韻答胡少參》“養疴深林中，百鳥驚辟易”，《贈黃太守澍》“臥疴閉空院，忽來古人車”，但王陽明的身體尚不至于不能擔任書院教職，并且王陽明也不排斥通過書院教化諸生，在《諸生來》詩中就曾坦言“講習性所樂，記問復懷靦”。王陽明在當地百姓的幫助下曾經建成了龍岡書院，龍岡書院雖然形制簡陋，王陽明卻堅信“吾道固斯存”

（《龍岡新構》），慨然以孔子自期，大有“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的氣象。王陽明在龍岡書院與諸生登山臨水，“夜弄溪上月，曉陟林間丘”

（《諸生夜坐》）；詩酒往還，“門生頗群集，樽斝亦時展”

（《諸生來》），相處非常愉快。王陽明親自構筑龍岡書院尚且樂此不疲，卻要拒絕貴陽書院的邀請，不是排斥書院，而是對毛科的品性人格，心存警惕。“疏懶”一詞源出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性復疏懶，筋駑肉緩”，王陽明用“疏懶”一詞，意在表明在謙卑的外表下，掩藏著傲岸不屈的人格。

“書卷長拋舊學荒”，言書卷長拋，無可傳授之學問，其實這都是王陽明拒絕毛科的托詞。有病無學，因病廢學，是古來詩家的慣常口吻，如陸游《秋晚書懷》“結廬窮僻新知少，屬疾沈綿舊學荒”。王陽明的病是小病，并沒有長拋書卷，與之相反，王陽明雖處逆境，卻未嘗廢書不觀，作于之前的兩首詩足以證明：《西園》“放鋤息重陰，舊書漫批閱”，《贈黃太守澍》“經濟非復事，時還理殘書”。未嘗長拋書卷，學問自然不可能荒廢，王陽明在龍場期間，曾經著有學術專著《五經臆說》。因此，有病與無學，均是王陽明拒絕毛科的委婉托詞。

“豈有威儀堪法象”，“威儀”二字出自《詩經·大雅·抑》：“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鄭玄注曰：“人密審于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朱熹《詩集傳》曰：“有哲人之德者，固必有哲人之威儀矣。而今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其威儀，則是無哲而不愚矣。”王陽明謙言無哲人之威儀可供師法，按照《抑》篇的邏輯，外無哲人之威儀，乃是因為內無哲人之德，無德而強為師，自然是“靡哲不愚”，難免為他人所笑。王陽明所言無哲人之威儀，乃是暗指受廷杖之恥。正德元年

（1506）二月，王陽明疏救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得罪權奸劉瑾，被去衣廷杖四十，死而復蘇。廷杖的奇恥大辱，在王陽明內心留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書院乃人文教化之所，刑余之人，臨此大任，難免招人非議，王陽明推辭書院聘請，確實有難言之苦衷。

“實慚文檄過稱揚”，該句慚愧之中有不滿之意。毛科“過稱揚”，讓王陽明感覺慚愧；但“文檄”二字卻透漏出不滿情緒。為書院禮聘師長，應該心存禮敬，登門力邀，毛科卻以一紙“文檄”相壓，如此傲慢無禮的聘請方式，王陽明又如何肯屈就呢？王陽明推辭教職的義理依據來源于《孟子·滕文公》：“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朱熹《孟子集注》曰：“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王陽明拒絕毛科，也是因為毛科對其“招之不以其物”，聘請方式無禮非義。

“移居正擬投醫肆，虛席仍煩避講堂”，頸聯與首聯是呼應關系。計劃移居醫肆，是為了療養病痛，與“野夫病臥”相呼應。躲避書院講堂，是因為無學問可以傳授，與“書卷長拋”相呼應。再次強調有病與無學，無非是說明推辭之意的堅決。從句法結構方面來看，頸聯模擬陳師道《酬應物見戲》：“醒心正賴揮毫疾，誤筆仍煩送喜來。”

“范我定應無所獲”，王陽明在前三聯說明了拒絕教職的理由，尾聯則是告訴毛科，即使勉為其難，勉強出山，也不會在書院有所貢獻，無疑會令毛科失望，“多士”嘲笑。“多士”出自《詩經·大雅·文王》：“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朱熹《詩集傳》曰：“此承上章而言。其傳世豈不顯乎？而其謀猷皆能勉敬如此也。美哉，此眾多之賢士，而生于此文王之國也！文王之國，能生此眾多之士，則足以為國之干，而文王亦賴以為安矣。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也。”王陽明是反用“多士”之義，既然書院有眾多賢士，毛憲副又何必舍近求遠，聘請病臥之野夫呢？況且，王陽明持身甚嚴，堅守節操，不會做“枉尺直尋”之事。在教育理念方面，王陽明與貴陽書院之間可謂是南轅北轍，差異甚大。不僅是貴陽書院，當時幾乎所有書院的教育目標都是圍繞著科舉展開，書院教育和學生讀書的目的幾乎都是為了考取功名，這種功利主義的教育理念對讀書人的腐蝕很大。王陽明的教育理念與當時的書院迥然有別，他認為讀書人應該追求的第一等事是成圣賢，這種理念早在王陽明十一歲時就已經確立

（錢德洪《王文成公年譜》）。之后在婁諒、湛若水等師友的勉勵下，王陽明立志做圣賢的志向更為堅定。即使在貶謫之地龍場的困頓生活中，王陽明不僅從來沒有放棄過做圣賢的理想，反而以孔子、顏回、曾點等圣賢作為師法對象，如《始得東洞遂改為陽明小洞天三首》其一曰：“夷居何有陋，恬淡意方在。”典出《論語·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始得東洞遂改為陽明小洞天三首》其三曰：“邈矣簞瓢子，此心期與論。”“簞瓢子”是指顏回，典出《論語·雍也》：“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諸生夜坐》：“緬懷風沂興，千載相為謀。”典出《論語·先進》：“‘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龍岡漫興五首》其二曰“人間不有宣尼叟，誰信申棖未是剛？”典出《論語·公冶長》：“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欲，焉得剛？’”

在成圣賢的道路上，功名利祿的誘惑牢不可破，盡管王陽明不排斥考取功名，但是他堅決反對把考取功名作為讀書的終極目標，以至于放棄了成圣賢的志向，這就是王陽明反復強調的科舉之害在于“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書院諸生已被科舉奪志者比比皆是，多數學生早已胸無大志，更遑論學為圣賢。讀書人若無成圣成賢的志向，其危害甚大，正如王陽明在《教條示龍場諸生》中所言：“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功利主義盛行的書院與王陽明學為圣賢的教育理想有很大鴻溝，這也是王陽明拒絕貴陽書院聘請的一個原因。

“空令多士笑王良”，“王良”典出《孟子·滕文公》：“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強而后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范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朱熹《孟子集注》曰：“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王陽明用“王良”一典，意在表明“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之意。

概括起來說，王陽明此詩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特點：

第一，用典渾融，充滿理趣。

此詩有多處用典，并且典故出自《詩經》《孟子》等儒家經典，相對于歷史典故而言，以義理見長的典故運用到詩中的難度更大。這就要求詩人才學兼備，有更高的詩學技巧，正如《文心雕龍·事類篇》所言：“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才為盟主，學為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少功。”王陽明可謂是才學兼擅的詩人，在十一歲時創作的《金山寺》《蔽月山房》兩首詩，已經令人“大驚異”，之后沉潛詩文多年，又得茶陵詩派宗主李東陽指點，學養日深，詩學精進。以此詩而論，王陽明用典渾融，不刻意求工，而自然工穩，渾然天成。通過儒家經典的穿插點綴，我們不難看出身處困境的王陽明的精神歸趨，孔子、孟子等儒家圣賢的典范人格為王陽明的出處去就提供了可資師法的義理準則。王陽明此詩既非情節完整的敘事詩，也非直抒胸臆的抒情詩，而是充滿儒學興味的理趣詩，當然，這與王陽明心學家的學術修養是密不可分的。

第二，抑揚吞吐，婉而多諷。

此詩幾乎整體摹擬杜甫《有客》，杜詩曰：“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內，謾勞車馬駐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糲腐儒餐。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蕭滌非《杜甫全集校注》說：“來訪的這位‘佳客’大概是個地位較高的官僚，他仰慕詩人之名，前來相訪，并非杜甫的文章知己，所以詩中的言辭較為客氣，感情亦平淡。仔細體味，會感到詩人貌似謙恭后面的一絲傲岸之氣。”王陽明自覺地摹擬《有客》，對感情的抒發不是排山倒海而來，而是低回婉轉，內斂節制。此詩言內之意是謙和自抑，婉言謝絕；弦外之音卻是持守節操，傲骨嶙峋，言內之意與弦外之音密切配合，真情實感隱藏于應酬客套之中，是杜甫《有客》以后的又一篇佳作。

當然，在日后更加頻繁深入的交往過程中，王陽明對毛科以及貴陽書院的態度也有一些轉變。在毛科致仕之后，提學副使席書再次邀請王陽明執掌貴陽書院，“身率貴陽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

（錢德洪《王文成公年譜》），席書的心誠禮恭，使王陽明難卻盛情，最終接受了貴陽書院的聘請，并培養了大批人才，逐漸形成了一個學術群體，史稱“黔中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