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詞與詩：

詞未必易于詩

詩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詩經》，收錄了從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之間大約500年的作品，既有流傳在民間的歌謠，也有貴族文人的創作。經過孔子的收集整理后，保留了311篇，分為風、雅、頌3個部分。其中“風”共有160篇，大部分是民間歌謠，小部分是貴族階層的創作；“雅”共111篇，又分為“大雅”與“小雅”，“大雅”中的作品多為上層貴族的作品，一般以敘事為主，“小雅”除了貴族創作還有小部分民間的歌謠；“頌”共有40篇，為宗廟祭祀之詩歌，不論表現的貴族生活還是平民的生活，多以敘事為主。

《詩經》是中國文學的起點，也是文學鼻祖，對后世各種文學體裁的發展，都有著不可磨滅的推動作用。

時代精神與“一代之文學”

唐詩與宋詞是兩個時代最偉大的文學產物，對于這兩種文體的難易，王國維在《人間詞話》里是這樣評價的：

陸放翁跋《花間集》，謂：“唐季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者輒簡古可愛。……能此不能彼，未可以理推也。”《提要》駁之，謂：“猶能舉七十斤者，舉百斤則蹶，舉五十斤則運掉自如。”其言甚辨。然謂詞必易于詩，余未敢信。善乎陳臥子之言曰：“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故終宋之世無詩。……然其歡愉愁苦之致，動于中而不能抑者，類發于詩余，故其所造獨工。”五代詞之所以獨勝，亦以此也。

南宋詞人陸游跋《花間集》說：“晚唐五代，詩愈發卑下，而倚聲填詞的作品卻簡練古樸，惹人喜愛只能作詞卻不能作詩，這是沒法用道理說清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駁斥陸游說：“這一個人只能夠舉起70斤，非要舉100斤就會摔倒，但如果只舉50斤就運轉自如。”意思是說，作詞遠比作詩要容易，對這樣的說法，王國維不以為然，認為還是陳子龍說得有道理，宋人不知詩而勉強作詩，所以整個宋代沒有詩，但是他們的喜怒哀愁，在心中涌動的各種無法抑制的情感，大部分都可以通過詞來表達，所以他們的詞作分外精致。五代時期的詞之所以也頗有成就，也是因為這個道理。

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序》中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每一個時代都有代表這個時代精神的文體，任何一種文體的嬗變趨勢都是始盛終衰，文學的發展是漫長而潛移默化的，而朝代的更迭卻可以在轉瞬間完成，因此以時代來劃分文學并不科學。

陸游的《花間集·跋》注意到，晚唐五代時期詞體開始興起，卻正值詩體衰微之際，所以提出一個時代的文學創作“能此不能彼”的問題，也就是說，一個時代興起了某種新的文體，通常也意味著舊文體的衰落。與此相應的是，一個詩人擅長某一種文體，而對其他的文體就比較陌生了。《四庫全書總目》對陸游跋文的反駁，其實已經偏離了陸游的本意。以舉重為例，來說明寫詩就好像一個只能舉70斤的人非要去舉100斤的重物，故會感到吃力，而填詞就好像只舉50斤的東西，自然覺得輕松，以此來說明詩難詞易的觀點。

王國維認為四庫館臣的說法堪稱“甚辯”，舉重的比喻并不妥當，以此來說明詩詞之難易輕重，就不免流于妄談了。王國維援引明代陳子龍的《王介人詩余序》分析宋代詩詞興替的原因，來作為自身論點的依據。陳子龍認為宋詞的成就之所以比宋詩要高得多，就在于宋人對詩歌的定位發生了問題，更喜歡以詞體來抒發喜怒哀樂之情，詩多用來將議論說理，于是“無意”間促成了宋詞的發達。陳子龍以情感為本位來分析宋代詩詞的不同，是具有一定道理的，只是忽略看宋詩的議論化其實也是詩體發展的一種必然。王國維擇取陳子龍的情感本體論，是為自己文體更替規律的觀點作為論據，并不是要探討宋代詩詞到底孰優孰劣。

文不分高低貴賤

在古代，文體有雅俗之分。文為第一，詩為二，詞排在文和詩歌之后，戲曲和小說則被認為是較為低鄙的文學體裁。王國維以其進步的文學觀和創新思維，對各種文學形式一視同仁，打破文有高低貴賤之分的傳統思維。

文學是豐富多樣的，更是發展的。唐詩的繁盛與唐代散文的出色并不矛盾，唐詩的成就固然高，但我們要看到，唐初的詩歌依然帶有南北朝時期浮華萎靡的遺風，只以盛唐時期的詩作來代表整個唐代詩歌亦是不全面的。

對于文體的始盛終衰，王國維還發表過這樣的觀點：

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敝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杰之士，亦難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皆由于此。故謂文學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體論，則此說固無以易也。

從某種程度而言，一部文學史即是一種文體興衰、交替的歷史。王國維的這則撰述，是在探索文學發展的規律等諸多問題。

從四言到楚辭，再到五言，最終發展為七言，從古詩發展為律絕，再發展到詞。在對文體嬗變規律的描述，王國維將其劃分為兩個方面：先是在“古詩”的范圍內，列出從四言到七言的發展過程，之后再將“古詩”與近體詩、詞劃分為另外一個過程，最后把“詞”作為韻文文體的終結。

在敘述文體興替的過程里，王國維所用的這個“敝”字很值得注意。所謂“敝”，就是指文體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并拘為定式的“習套”。這樣的“習套”越頑固，程式越煩瑣，對詩人真情性的桎梏也就越多。如此一來，該文體勢必會衰落。王國維的這個“敝”字，的確反映了文體程式化傾向所導致的必然結果，但這個“敝”字也容易被誤解為，一種新文體若要產生，舊文體首先要衰落。

事實上，文體的演變并不是簡單地以新文體替代舊文體。譬如楚辭的誕生，與四言詩的“敝”無關，而是楚地的民風民俗催生出來的；再譬如詞體的產生，不僅由于近體詩的衰落，而且同音樂體系的轉變也有著頗為密切的關系。另外，在宋代及后世，古詩、律絕、詞并存，一直是文學界的常態。可見，“敝”并不足以解釋文體嬗變規律的全部。

王國維雖然承認始盛終衰的規律，但整體來說，并不能得出后不如前的結論。表達情感的藝術是不斷變化不停發展的，文體不過是為這種情感表達提供一種載體而已，作品有好壞之分，但文體本身并無尊卑優劣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