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解脫：

藝術讓人暫時忘記痛苦

王國維自幼接受中國傳統教育，曾中過秀才，但意不在科舉。他回想小時候時曾說：“家有書五六篋，除《十三經注疏》為兒時所不喜愛，其余晚自塾歸，每泛覽焉。”金石、考據、繪畫和書法等“課外書”激發了王國維求知的興趣。“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謂新學者”，青年時期的王國維接觸到了西方文化，這為他打開了一扇新的知識之門。康德、叔本華、尼采等西方哲學家對王國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康德的“審美無利害”思想，對王國維構建自己的文藝理論給予了很大的幫助。“無用之用”的形成，既有賴于他對本國傳統文化的繼承，也來源于西方文化的啟發。

形而上學的需要

任何一種思想、學說的形成，都離不開特定的社會政治文化背景。鴉片戰爭帶來的屈辱使中國人猛然驚醒，開始向西方學習。最初引起人們普遍注意的，是與軍事相關的自然科學技術。在洋務派的倡導下，清政府廣設學堂、新建兵工廠、選派公費留學生，期望可以“師夷長技以制夷”。在經世致用的思潮影響下，“無與于當世之用”的文學而遭到冷遇。

最終，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隨著甲午戰爭的失敗宣告破產。資產階級改良派在認識到僅靠科技強國是行不通的，所以在致力于政治改革的同時，也注意到了文化的重要性。為了增強民族自信、提高革命熱情，文學成了啟蒙教化的革命武器，甚至成為政治的宣傳工具。“觀近數年之文學，亦不重文學自己之價值，而唯視為政治教育之手段。”文學不再以審美為目的，而是具有極強的功利性。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與學術氛圍下，王國維仍不主張過分放大文藝的實用性，于是在1904年提出了“無用之用”的觀點。在他看來，創作是非功利的，帶有目的性的都不是真的藝術。

當然，無用并不等于沒有用處，只是從實用性的角度來說，不是直接見效于社會罷了，王國維所謂的“無用之用”，就是他大力提倡的“超出乎利用之范圍”的審美功用，而哲學、美術、文學恰恰是詮釋審美的最佳載體。受叔本華思想的影響，王國維認為，人之所以有功利心是因為人有欲望，而欲望正是人們痛苦的根源。若要解除痛苦、使人忘記利害，可以依靠美。“美之為物，不關于吾人之利害也。吾人觀美時，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于是得所謂‘無欲之我’。無欲故空乏，無希望，無恐怖；其視外物也，不以為與我有利害之關系，而但視為純粹之外物。此境界唯觀美時有之。”在人們面對事物時，關注的只是事物本身之美，而不去計較利害得失時，才能夠體會到最純粹的快樂。“蓋人心之動，無不束縛于一己之利害；獨美之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純潔之域，此最純粹之快樂也。”

在他看來，藝術的價值在于審美，是超功利和超利害的，更不是政治的宣傳工具。哲學、文學等從實用的角度來說是無用的，其價值是超出利用范圍的。人不只是為了利用而生活，除了實用的欲望之外還有知識、感情等需求。“感情之最高之滿足，必求之文學、美術；知識之最高之滿足，必求諸哲學”。

無用皆有用

關于有用與無用的命題，數千年前的老子與莊子亦發表過高論。老子云：“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意思是說，有無之間并非絕對對立，而是相依相存的，在一定條件下兩者可相互轉化。莊子則說：“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莊子的無用之用是相對于社會與個人而言的，對社會無用的不一定對個人也無用，所謂無用和有用是要依具體情況而定的。

王國維將無用與有用二者的關系進行了升華。

第一，他認為無用皆有用。當時人們所看重的“用”是看得見直接效益的事物之“用”，但很多事物的用處并非一眼就能看出來，所以被世人所忽視。王國維舉例說：“歐洲近世農、工、商業之進步，固由于物理、化學之興。然物理、化學高深普遍之部，與蒸氣、電信有何關系乎？動植物之學，所關于樹藝、畜牧者幾何？天文之學所關于航海、授時者幾何？心理社會之學，其得應用于政治、教育者亦。以科學而猶若是，而況于史學、文學乎？”

第二，無用與有用的區別在于，有些用處不能直接見效，是精神性而不是物質性的。我們不能因眼前能看到的利益，而忽視那些看不到的所謂無用的東西。因為“一切藝術，悉由一切學問出”。現在沒有用的，后世未必也沒用，哪怕無用也只是暫時的，必定會有有用的一天。所以王國維感慨：“世之君子可謂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者矣。”

王國維“無用之用”的主張并非審美功利主義。“無用之用”強調的是審美而不是政治教化功用，審美功能不會很快產生效果，但最終仍是對社會有用的，但這和功利有所不同。承認文學的功用不等同于主張功利，文學功用也絕不是文學功利。王國維的“無用之用”不是以功利為目的的。在“無用之用”這個命題里有兩個“用”，前一個是指世俗的政治、道德等教化作用，后一個是指對人心理和精神產生的建設作用。王國維的“無用之用”簡而言之就是基于現實卻又超越功利的審美功用。

在“以學問作手段而非目的”的年代，王國維將中國傳統的老莊哲學融合西方的美學思想，博采中西之長，構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學功用觀，為近代文論史、美學史獻上了一塊奇異而絢爛的瑰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