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填詞：

不喜作長調，尤不喜用人韻

宋詞的創(chuàng)作特點，是按譜填詞。經過長期的藝術探索與創(chuàng)作實踐，宋代詞人總結出了許多創(chuàng)作方法，擴大了的應用范圍，增強了詞的表現(xiàn)能力，提高了詞的藝術水平。這些創(chuàng)作方法，依照類型來區(qū)別，除了原創(chuàng)性的按譜填詞外，主要還有和韻、集句和隱括。“和韻”是唐宋時期，進行詩、詞創(chuàng)作的主要方式之一。

詞按照長短規(guī)模，可分為小令、中調、長調。一首詞，如果只有一段，稱為單調；有的分兩段，稱為雙調；分三段的稱三疊，分四段的則為四疊。

王國維談自身創(chuàng)作

余填詞不喜作長調，尤不喜用人韻。偶爾游戲，作《水龍吟》詠楊花，用質夫、東坡倡和韻，作《齊天樂》詠蟋蟀，用白石韻，皆有與晉代興之意。然余之所長殊不在是，世之君子寧以他詞稱我。

王國維自稱，填詞不喜歡作長調，尤其不喜歡和別人韻，偶爾游戲，作《水龍吟》詠楊花，用章楶、蘇軾唱和韻，作《齊天樂》詠蟋蟀，用姜夔韻，都是想著能后來居上。但是他也承認，自己在這方面確實并不擅長。

此則王國維說自己的兩個“不喜”：其一是不喜歡作長調；其二是不喜歡和人韻。這兩個“不喜”其實都與他的審美情趣有關。

長調因為篇幅較長，所以格外講究結構的安排，在起接之間要特別注意表現(xiàn)情感的曲折，而王國維提倡的是即興而作。對他來說，創(chuàng)作長調會喪失自然的樂趣，同時，因為長調多用賦的手法來進行表現(xiàn)，所以在“深遠之致”上多有欠缺。和韻詞因為在主題和韻字上要受到原唱限制，有些時候難免要通過改變自己的構思來迎合原唱的要求。

可見，無論是長調的體制，還是和韻的方式，都會受到種種的限制。這種限制不僅會損失一些情景的“真”，也會影響到表達方式的“自然”。然而，盡管“不喜”，但王國維還是有過這樣的創(chuàng)作。在此，王國維舉了自己的《水龍吟·楊花用章質夫蘇子瞻唱和韻》和《齊天樂·蟋蟀用姜石石原韻》，兩首詞都是長調和韻詞。王國維自認不是隨便的作品，而是帶著超越原唱的野心的。至于這兩首詞的創(chuàng)作水平，王國維沒有正面評價，但想來評價也不會太高。

宋人為何喜歡和韻

所謂“和韻”，又稱“唱和”“賡和”“酬唱”“唱酬”，“和韻”之作最先出現(xiàn)于詩體中，后來移入詞體之中。“和韻”始于張先，又經蘇軾推動，風氣大開，陸續(xù)出現(xiàn)了大量的“和韻”之作。在“和韻”“和題”之外，還有“分題”“分韻”。所謂“分題”，就是指事先規(guī)定多個題目，然后分配到每個人，分別吟詠；“分韻”則指在座每人各分一個韻字，各按其韻字來押韻填詞。

其實，這些“分題”“分韻”與“和題”“和韻”性質相同，都是詞人雅集時的相互唱和，也就是所謂的“匠人的詞”。清代的陳廷焯在《白雨齋詞話》說：“詩詞和韻，不免強己就人，戕賊性情，莫此為甚。張玉田謂‘詞不宜和韻’，旨哉斯言。”然而，詞本身就是“酒筵歌席”上的產物，并且依調填詞本身也是一種“和”，所以，不管“和韻”也好，“和題”“分韻”“分題”也罷，都是士大夫階層常用的一種文學與社交的語言，在他們的日常生活里也是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的。

清代詞人周濟說：“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北宋詞主要是用來應歌的，南遷之后，結社之風日盛，其中比較著名的包括：如徐俯、呂本中等人的豫章詩社，葉夢得等人的許昌詩社，楊纘、周密等人的西湖吟社。唱和作為詩社、詞社活動的基本形式，促使了人們以“和韻”的方法來進行創(chuàng)作，因此，“和韻”就成了宋代詞人常用的創(chuàng)作方法之一。

王國維的創(chuàng)作風格

著名學者周策縱教授，在評論王國維的詞作時是這樣說的：“王國維詞令人讀之有‘無可奈何’，‘似曾相識’之感。古今大悲劇詩人無不使人有此感也。”周策縱把這種“無可奈何”解釋為“宇宙悠悠，人生飄忽，悲歡無據(jù)之意境，亦即無可免之悲劇”。

王國維的創(chuàng)作充滿悲劇感，這與他的人生經歷是分不開的。王國維所處的那個時代是一個真正的“世變”時代，諸如：甲午海戰(zhàn)、戊戌變法、慈禧新政、庚子之變、辛亥革命、清帝遜位、張勛復辟、袁世凱稱帝、五四運動、北伐戰(zhàn)爭，等等。短短50年間，變化卻是翻天覆地。王國維一直主張創(chuàng)作要“真”，他的情感抒發(fā)并不是完全私人的，他與那個時代、那個社會有著真切的關聯(lián)，所以他的思想與情感也打上了深深的時代烙印。

結合王國維的一生來看，“憂生”與“憂世”的確增加了其作品的人性深度與生命踐履的悲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