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習慣：

習慣殺人

1925年，日本學者青木正兒到訪北京，在此期間與王國維的一番談話，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跋壬鷨栁业竭@兒主要做什么學問，我回答打算看看戲，再者關于元代以前的戲曲史已經有先生的大作，我自己想寫明以后的戲曲史。先生先是謙稱‘我的著作沒什么意思’。然后生硬地說，‘可是明以后的戲曲沒有味道，元曲是活的文學，明以后的戲曲，死去了’。此時我覺得有點兒反感，元曲是活的文學，這是公認的評價，可是明清的戲曲也不一定都是死去了的。”

王國維作出這樣的判斷，正是基于“自然”的標準。王國維以為，一種文體由盛而衰、由升而降的原因，就是喪失了這種“自然”的生氣所致，由此蛻化成徒具形式的“羔雁之具”。戲曲如此，詩、詞亦不例外。

“習慣”扼殺天才

社會上之習慣，殺許多之善人；文學上之習慣，殺許多之天才。

這則詞話談的是“習慣”的弊端，不僅令社會失去善人，還使文學失去天才。所謂“習慣”，就社會而言，指的是束縛人類本性的各種社會關系，包括思想的約束、禮節的規范、名利的誘惑，等等。這些習慣使人的善性有了改變，而且習慣越多，人的善性喪失得越多。王國維應該是“人性本善”論的擁護者，認為人在本質上是不受習慣制約的，人性需要的是愛護而非改變。

“習慣”在文學上主要表現為各種文體程式規范。依照王國維的思路，一種文體在剛剛興起的階段大多沒什么限制，高度的自由使文人可以把將自己的真情實感以最自然的方式表現出來。然而，當參與這種文體創作的人多起來之后，怎樣通過各種煩瑣的規范來炫技逞才蔚然成風，如何表現真性情反而容易被忽略，于是，這種文體的衰落便指日可待了。一個人無論在文學創作上多有天賦，囿于種種規范，也會受制于文體范式，從而失去天才。王國維痛恨“習慣”的原因，便在于此。

神來興到才是天才之作

把“自然”作為判斷文學的發展方向與價值的基本尺度，是王國維接受西方“自然天才理論”影響的產物。根據這種理論，任何一種新的文學樣式，都出于天才藝術家的創造，而不是向傳統學習的結果。用康德的觀點來說，這就是自然通過天才來為藝術制定規則的過程。然而，當各種規則被制定出來，并受到追隨者的模仿后，天才的創造就會漸漸淪為某些僵化的程式。也就是王國維所說的“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

一種文學就這樣慢慢地由“自然”走向“不自然”，由繁盛走向衰亡。繼而，又會有一批新的藝術天才因為唾棄舊套路而另辟蹊徑，創造出新的文學樣式，也就是王國維說的“豪杰之士，亦難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提出的多個概念，如“造境”“寫境”“寫實家”“理想家”等都源自席勒。席勒的重要論文《論素樸的詩和感傷的詩》是最早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觀察詩歌的，著眼于詩歌與自然的關系。席勒認為，在古希臘、古羅馬時期，人性尚未遭到分裂，詩人與自然之間關系和諧，詩人不必去外面找尋自然，他自身就是自然。近代文明令人失去了自然，因此詩人對自然的感情是依戀而傷感的。席勒對古代素樸詩人和近代感傷詩人的區分，就是以此為基礎的。從這種立場出發，人們會得出一個令人難過的結論——社會的進步，必然要以犧牲藝術作為代價。黑格爾后來在《美學》中對藝術前途的悲觀預言，也是基于此種觀點。

一種失去生命力的文學形式，肯定會被另一種生機蓬勃的新文學所取代，天才一定能夠突破“習慣”。

康德認為，天才是無法科學地說明自身創作的成因的。王國維十分贊同康德的觀點，也把天才和規則、習慣等看作是勢不兩立的對立面，還把是否具有獨創性看成是評判天才與否的準繩。

王國維又融合了叔本華的一些思想，把這種獨創性表述為“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在《文學小言》中，王國維就以能否做到“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為標準，從屈原開始直至清代王士禎，對近兩千年間的多位著名詩人進行了品評。在中國詩歌史上，王國維承認的天才只有“屈原、淵明、子美、子瞻”，因為他們都能做到“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而第二流的詩人只能“感他人之所感、言他人之所言”。

王國維在建構自己的“自然”觀時，有意識地結合了中西兩種完全不同的思想資源，雖然現在看來有一定的局限甚至謬誤，但在當時已是極大的突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