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詩的“真”與“厚”

王雙啟

“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這是杜甫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一詩中對韋濟的稱頌之辭。這“真”與“厚”兩個字，又恰好可以被我們用來說明杜甫的為人和他的詩作的兩個特點。“真”，就是真實，它除了可以表示杜詩所反映的生活內容的真實性之外，更包含著杜甫那種誠摯、熱情的處世待人的態度和作風；“厚”字的含義，則除了能表現杜甫為人的淳樸、寬厚之外，更包括著杜詩思想內容的厚重，亦即它的豐富性和深刻性。杜甫虛懷若谷，見善思齊，從他稱頌別人的話里，我們往往可以窺見他自己的形貌和精神。“真”與“厚”兩個字就是這樣。再如，《敬贈鄭諫議十韻》，稱贊對方擅長做詩，有“毫發無遺憾，波瀾獨老成”的句子，清朝人楊倫就曾批注說這是“杜老自謂”。其實，杜甫是真心實意地稱贊那位姓鄭的諫議大夫，并非自詡之辭，楊倫卻從杜甫對鄭諫議的賞識之中，捕捉住了這兩句適于表述杜詩的成就的語言，故而也就徑直地把它看作是“杜老自謂”了。杜甫對韋左丞、鄭諫議的贊揚，當然是體現了他評判事物的觀點和標準的，他稱許“真”與“厚”，稱許毫發無憾、波瀾老成，這當然也就是他自己在詩歌創作上所遵循的繩墨，而我們以此為引領去研讀杜詩，又當然是不會走錯門徑的了。所謂“以杜解杜”，這也算得是它的具體解法當中的一項。

關于“真”，我們這里只就杜甫詩歌的感情真摯這一點來簡單地談談。

杜詩之所以能夠打動歷代讀者，它的感情真摯是一個最基本的原因。當然，情真與詩好并不完全是一碼事，關鍵還要看詩人對客觀事物的認識是否正確以及他的主觀感情是否健康。不正確的思想，不健康的感情，即便抒寫得非常真實，也不會是好的詩歌——情真，不見得詩好；但是，反過來說，一首好詩，要首先做到情真，如果是虛情假意，滿紙空言，即便寫得冠冕堂皇，也算不得好詩——詩好，卻必須情真。漢朝人講“詩言志”，晉朝人講“詩緣情”，志是心志，情是感情，這兩者都是要求建立在一個“真”字的基礎之上的。

杜甫做詩，能夠緣情以言志，把抒情與敘事、說理結合起來，在抒寫自己的誠摯感情的同時，表述自己的真實思想，訴說肺腑，披露肝膽，讀其歌詩即如晤對其人。進一步說，就由“真”而“親”，更給讀者以親切之感了。

杜甫的詩歌，是他的內心世界的忠實表達，特別是他那些抒寫亂離之中的生活感受的篇章，是尤為深切動人的。何以動人？因為情真；何以情真？因為有切實的生活感受。身之所歷，心之所感，緣情言志，發而為詩，故而能夠產生激動人心的藝術力量。且以一般論者并不十分重視的《喜達行在所三首》為例，略作申說。

公元757年春夏之際，杜甫冒著生命危險，從被安史叛軍占領了的長安逃了出來，往西行，經過平叛戰爭的前沿陣地，走了大約四百里的小路，才到達鳳翔，投奔了肅宗朝廷。《喜達行在所三首》，就是杜甫逃到鳳翔之后所寫的一組詩。詩中有云：“眼穿當落日，心死著寒灰。”他面對西方的落日，望眼欲穿，恨不得即刻到達鳳翔，從被困到出逃，自己能否回到朝廷，也是由盼望、失望，直到重新又燃起了希望之火，種種心情的變換交替，全部表達了出來。

又有云：“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回想在小路上的艱苦行程，那時，隨時都有可能遭到叛軍殺害，簡直是暫時活在世上之人，如今歷盡危險，到達行在，能夠活著回來，真是值得慶幸，但痛定思痛，想起來更加后怕。故而又云：“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這是由喜而悲，喜極而悲，是感情急劇變化、強烈沖動的反映，也是詩人當時最真切的心緒的流露。為什么由喜而悲呢？那是因為“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逃出長安，奔走于荒辟小路，倘若不幸遇害死去，真連個給家屬報喪的人也沒有啊！可是，這一層意思，當時在路上并不曾慮及，只是神情緊張地奔逃，及至到達目的地，安頓下來之后，再返過來回憶，方才自己憐惜自己，感到路途上的經歷是太危險了。以下又云：“靜影千官里，心蘇七校前。”鳳翔雖是行在，同樣是千官列朝，校尉護衛，在肅穆莊嚴的氣氛中，我們的詩人才感到了“心蘇”，平定了下來，才獲得了一種安全感。《喜達行在所三首》就是這樣地描述了詩人由長安逃到鳳翔的景況和心情，它給讀者的最突出的感受就是一個“真”字。太真實了！若非親身經歷，怎能寫出如此真實的詩來！當然，只有經歷是不夠的，同時還需要深刻的體察能力與高超的表達技巧。然而，作為基礎的，作為源泉的，畢竟又還是生活，還是詩人對生活的真實的描繪。

杜詩的“真”，思想感情的真摯，表達出來，并不只是深刻與細致，又有時是強烈與執著的，這也能夠產生巨大的藝術力量。《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里那自述品德、懷抱的部分，是最突出的例子，那是一篇最深刻、最透徹的詩人的內心世界的剖白。他把自幼樹立起來的理想抱負、長安十年的蹭蹬遭際，完全熔鑄在一起，寫得沉痛淋漓；他的牢騷不平、憤激感慨，完全傾注于字里行間，寫得深情激蕩。同情人民的熱腸、報效皇帝的忠心，一并呈現在讀者面前，使我們看到，老杜的靈魂就是這個樣子，他的進步性、局限性，時代風貌、階級烙印，一切都清清楚楚。根據這真實的自我剖白，我們可以了解他、敬佩他，當然也可以據此批判他。沒有虛偽，沒有掩飾，說的都是真話、實話，當然也不一定都是正確的話。這就叫做“真”，這就叫做內心世界的忠實表達。這是杜甫的處世為人以及他的詩歌創作的一個基本的特點。

關于“厚”，我們這里只就杜詩思想內容的豐富性這一點來簡單地談談。

做出詩來是否厚重，是否耐人吟詠誦讀，這里牽涉的問題很多，有思想觀點方面的，也有藝術技巧方面的。“厚”，要求深刻，體察入微，鞭辟入里；也要求含蓄，余音繚繞，終篇混茫。但它的最基本之點還是要求含義的豐富性；簡煉的詩句之中要包蘊豐富的內容，這在手法上也就要求高度的概括。杜甫在這方面是最為擅長的，故而，“厚”是我們閱讀杜詩的時候所得到的又一個突出的感受。

簡練含蓄，這個作詩的基本要求本是人人都懂得的，問題在于如何運用于寫作實踐。特別是近體詩，篇有定句，句有定字，更要求每一個字都要承擔起足夠的分量，一首五言律詩就是四十賢人，每個字都要稱得起“賢人”才行。杜甫是如何安排，使他的作品給人以厚重之感呢？我們且擇其要者，舉兩個例子，來作些具體的說明。

《登岳陽樓》是杜甫晚年飄泊兩湖期間，于公元768年寫的一首五言律詩。岳陽樓、洞庭湖從古以來就是著名的勝景奇觀，文人墨客多有題詠，用晚一些的宋朝人的話說，那是“前人之述備矣”。

杜甫登樓賦詩，又該如何下筆？請看他的前兩句：“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昔聞”與“今上”四個字，就下得非常好，也非常巧。

它已經把前人有關洞庭湖、岳陽樓的種種描述與傳說統統囊括了進來，既尊重昔賢的文筆，又宣揚了勝跡的名聲，不須極力鋪排，卻已和盤托出。“今上”二字，則說明自己登臨向往已久的名勝古跡，夙愿得償，興奮激動，同時，又包含有暮年流蕩漂泊的無限感慨在內，在寫景之中注入抒情的筆墨，并引領了下文關于個人身世與國事政局的內容。類似這種手法，可以稱之為虛實結合。“昔聞”“今上”只是虛帶一筆，而其中卻包含有豐富的實際內容。

《蜀相》一首是杜甫的七律名作，由諸葛亮的祠堂寫到這位蜀漢賢相的一生事業。其頸聯云：“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這兩句之所以顯得格外厚重，就是因為它所包容的內容異常豐富：

前一句，抵得一篇《隆中對》，后一句，抵得兩篇《出師表》；從三顧茅廬到白帝托孤，他與先主劉玄德的君臣遇合，從七擒孟獲到六出祁山，他治蜀的政績和北伐的功業；“天下計”言其宏圖，“老臣心”表其忠貞……。老杜以外，哪個詩人曾有過這樣的筆力？類似這種手法，可以稱之為點面結合，即指出一點，隱括全面。

虛實與點面的關系處理得好，作出詩來就會簡練含蓄，讀起來就會覺得有分量、有余味，這也就是關于杜詩的“厚”的一點最淺顯的解釋。閱讀這類詩，需要讀者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知識要豐富，眼光要敏銳，這樣才能透過詩句的字面領會到其中所蘊含的豐富內容。

杜甫的詩歌博大精深，其內容“渾涵汪茫，千匯萬狀”，其技法毫發無憾，波瀾老成。本文所談的“真”與“厚”，不過撮其大要，即便能談得透徹，也不過略窺其一鱗半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