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詩歌的新鮮感

倪其心

清代趙翼的名篇《論詩之二》曰：

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認為古典詩歌，即使像唐代偉大詩人李白、杜甫的作品，雖然至今傳誦不衰，但是讀來已經覺得不新鮮了。在他看來，詩歌創作不斷向前發展，人才輩出，新陳代謝，歷代的代表詩人主導詩歌創作思潮是有一定時限的，大致數百年，并不永恒。顯然，趙翼旨在號召當代杰出的詩人大膽創新，敢于超越前人的成就，創作出具有新鮮感的作品，領導創作思潮向前發展。然而這里要談的是，李、杜詩篇初出時具有怎樣的新鮮感？到清代為什么會覺得不新鮮？

趙翼所謂“不新鮮”，顯然不指古近體詩歌格律與語言。宋、明以來，文人士子出于科舉考試、官場應酬、文壇交際等等需要，這套格律與語言都已濫熟，可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臭”，不辨新鮮與否。其次，他也不會指吟詠主題的開拓創新。清初雖然已有資本主義萌生，但大清帝國仍是封建統治，儒家思想仍居主導地位，文人士子生活基本上仍束縛于出、處二途，仍與詩圣杜甫“奉儒守官”、詩仙李白“天上謫仙”兩相適應，其歌詠主題依然在傳統范圍之內，諸如游子、思婦、游宦、曠怨，田園、山水、隱逸、游仙，詠懷、詠史、感遇、即事，從軍、邊塞、歲時、憫農，以及擬古、雜詩等等。清初吟詠賦詩，大抵不出這一套，難得新鮮。說穿了，詩是“正聲”、“雅體”，論新求俗，則是詞、曲、小令了。趙翼不會要求在格律、語言及吟詠主題上的“新鮮”的。

詩歌創作的新鮮感，其實與飲食品味的新鮮與否一樣，并不要求烹調手藝及拼裝技巧的翻新，而在于品嘗其原料的生新鮮活，毫不陳腐，所以是指以詩歌形式創造出當代生活特征的藝術形象，而不是反映過去時代的。眾所周知，封建社會制度尚未發生根本變革之前，它的社會生活變化是十分緩慢的，跡象細微，不易覺察。但是，封建制度也有自己的產生、發展、繁榮、衰落及解體過程，有一定的階段。在各個階段遞進之際，相對地說，它的社會生活變化大些快些，跡象比較明顯。所謂“各領風騷數百年”，是與封建制度發展階段有關的。李白、杜甫的時代正是古代封建制度的鼎盛之際，也是大唐帝國的盛世頂峰。李白可謂走向頂峰的代表詩人，杜甫則處于從頂巔開始下坡，因而他們的作品反映社會生活變化是敏銳的，現實生活特征是明顯的。而趙翼的時代，封建制度正處于衰落走向解體之際。雖然大清帝國處于盛世，趙翼并未意識到封建制度的根本衰落，但是對李、杜詩篇所反映的盛唐社會生活特征的藝術形象，卻已見慣，不再覺得新鮮了。試舉一例。

李白《蜀道難》膾炙人口，至今傳誦不衰，說詩家對它的思想內容可以作種種政治寓意的比附，對它的藝術成就進行各自成說的獨到鑒賞。然而在它初出的當時，李白的同時讀者及論者是否覺得它新鮮？怎樣的新鮮呢？據載，李白在唐玄宗天寶初年到京城長安，曾拿著《蜀道難》去見著名詩人賀知章，獲得贊賞，稱他為“天上謫仙人”。同時人殷璠編選《河岳英靈集》，選入《蜀道難》，評曰：

“奇之又奇，自騷人以還，鮮有此體調?！笨梢韵胍姡敃r京城文壇也曾為此轟動，覺得十分獨特新鮮。顯然，論者并不以為它的樂府體裁新鮮，也不覺得它吟詠游子入蜀道路艱險的主題有什么新鮮，而是由于它的詩人形象與風格情調是前所未見或罕見的。所謂“謫仙”，是天上神仙貶謫到人間，在塵世是民，卻又不同于凡夫俗子；所謂“體調”，是風格情調，作品中詩人形象的體現，而“騷人”即謂《離騷》作者屈原，在《離騷》里是位上天下地、謁天帝、求美女而忠貞無悔的貶臣形象，也是從貴族大臣流放為民的超凡脫俗的人?！爸喯伞迸c“騷人”之間的共同特點是，介乎天人之際、仙俗之間，超凡脫俗，洞察人情，而無所拘束，自由自在。這就是《蜀道難》在盛唐時代引起轟動、覺得新鮮的原因。

《蜀道難》其實是游子詩，不過是以蜀道過來的游子，奉勸入蜀謀求安樂的游子不要抱幻想，不必冒險入蜀，以免進去出不來，回不了家鄉。它確乎不同于以往的游子詩，并非埋怨山高翻不過去，也不悲傷水闊沒有渡船，而是說蜀道可通，然而“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告誡后來游子務須面對這些客觀艱難。在詩人看來，蜀地閉塞，自古而然；蜀道高險，辟自天塹；深山老林，情景可怖；關隘難通，禽獸兇猛；這一切都是天意的安排，大自然造化，可謂“萬物興歇皆自然”（《日出入行》），難以改變，無可避免。凡出入蜀中，都須通過蜀道，順受這份天意，接受這一考驗。其思想特點實為道家人生觀，萬物歸于自然，超脫塵世俗緣，則蜀道高險別有奇趣，游子拘束亦自擺脫。從而使這首詩歌的藝術表現仿佛浪漫、夸張而壯美，其實它描寫蜀道高險是客觀而真實的，不過寫其極端而已；它勸誡入蜀游子是誠懇而切實的，都從世俗人情著想。所以詩中游子不是以往的游子，不是游宦，不是游仙，也不是隱者逸士，而是洞察世情的“謫仙”，體貼人民的“騷人”，超脫自在，無所牽累，諷世勸俗，懇切坦然。這樣的游子形象具有盛世氣象，更有盛唐特點，顯示著封建統治下的寬松，表露著中下層士人的向往。前此未見，所以“新鮮”；此后少有，所以“萬口傳”。

隨著歷史前進，封建制度從盛入衰，文人士子對游子生涯及謀取功名，都有日益深刻的體驗與認識；而文明進化，交通發達，對入蜀及赴邊的旅途困難，也不再像先唐時代那樣愈益望而生畏。到了清代，像《蜀道難》這般開導游子成了老生常談，而蜀道高險艱難早已不復當年，因而作為一種社會生活的藝術形象，不論是以過來人的坦誠開導，或是被勸誡的世俗畏難，都是過去的歷史，不再覺得新鮮了。事實上，直到今日，《蜀道難》仍是古典詩歌藝術的瑰寶，放射著迷人的光華，但不是因為它體現著“謫仙”的形象，也不由于它具有超人的風格情調，而是由于它對人民的摯誠的情懷，對祖國山水的幻麗的歌唱。如果以它的主題來說，到了清代，則表現為另一種藝術形象。亦舉一例。

與趙翼同時的著名詩人袁枚的名篇《同金十一沛恩游棲霞寺望桂林諸山》云：

奇山不入中原界，走入窮邊才逞怪。桂林天小青山大，山山都立青天外。我來六月游棲霞，天風拂面吹霜花。一輪白日忽不見，高空都被芙蓉遮。山腰有洞五里許，秉火直入沖烏鴉。怪石成形千百種，見人欲動爭谽谺。萬古不知風雨色，一群仙鼠依為家。出穴登高望眾山，茫茫云海墜眼前。疑是盤古死后不肯化，頭目手足節骨相鉤連。又疑女媧氏，一日七十有二變，青紅隱現隨云煙。蚩尤噴妖霧，尸羅袒右肩。猛士植竿發，鬼母戲青蓮。我知混沌以前乾坤毀，水砂激蕩風輪顛。山川人物熔在一爐內，精靈騰踔有萬千，彼此游戲相愛憐。忽然罡風一吹化為石，清氣既散濁氣堅。至今欲活不得，欲去不能，只得奇形詭狀蹲人間。不然造物縱有千手眼，亦難一一施雕鐫。而況唐突真宰豈無罪，何以耿耿群飛欲刺天。金臺公子酌我酒，聽我狂言呼否否。更指奇峰印證之，出入白云亂招手。幾陣南風吹落日，騎馬同歸醉兀兀。我本天涯萬里人，愁心忽掛西梢月。

這是一首旅游詩，詩人以為是游子詩，所以末二句用了兩個典故。一是《古詩十九首》其一“相去萬余里，各在天一涯”，表示自己是作客他鄉的游子；二是李白《金鄉送韋八之西京》“狂風吹我心，西掛咸陽樹”，表示自己惜別主人的心情。不難見到，袁枚此詩是有意繼承李白的浪漫想象的詩歌藝術，也不無創新的追求和意圖?！妒竦离y》的浪漫想象是形容蜀道高險，其特點不是夸張想象，而是描寫極端。開辟蜀道的神話傳說是遠古歷史；“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沖波逆折之回川”，是形容道路極其高而危險；黃鶴飛不過去，猿猴攀不上去，然而人可以登上山頂，摸著星星，是形容翻山極其艱難；至于鳥叫月照，絕壁枯樹，瀑布轟響，渲染山途經歷的極其可怖；以及“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則是古來周知的關隘險阻，也是舉其極端，言其極端?？傊娭兴鶎懚际菍嵱衅D難的情景，也是入蜀游子無可避免的艱難險阻。而袁枚此詩的浪漫想象，其特點不是描寫桂林眾山的實有景觀，而是夸張地描寫詩人主觀的想象。

桂林棲霞寺棲霞洞即今廣西桂林郊外名勝七星巖。從傳統的中原觀點看，桂林與成都一樣屬于邊遠地區。然而昔日旅途險阻，袁詩中毫不涉及；古來作客為難，此時已為上賓；同屬登山，高險變為奇觀；總之，《蜀道難》是過來人，此詩卻是欣賞山水的“游子”，因而詩人不是勸誡世俗的“謫仙”，而是高談闊論的上賓。全詩首尾點出旅游桂林，感激東道；中間記敘從棲霞洞到棲霞山上觀賞洞中及眾山景觀，都是才學渙發的主觀想象。詩人不是復歸自然的道家信徒，而是博學多才的大自然鑒賞家、人世間議論者。棲霞洞中所見，在構思上是出洞后觀賞眾山的鋪墊，也是想象洞中景觀仿佛創世前的混沌初辟狀態。其主要描寫是在出洞登高，觀望眾山。即“疑是盤古死后不肯化”至“何以耿耿群飛欲刺天”二十三句，以淹博的學識，用比興的手法，寫眾山的姿態，馳騁主觀的想象，大發人間的議論，讀來氣勢充沛，形象突出，仿佛脫口而出，一氣呵成。詩中不再一味散發道家氣息，而是神話傳說、佛道故事以及古代斗士的“山川人物”，從盤古氏、女媧氏、炎帝蚩尤、清涼佛尊、格斗勇士、鬼母青蓮以及破妖除魔的道家罡風等等，似乎見到創世以來種種人物與精靈，仿佛感到他們束縛于天的僵化而不平的氣勢，實質是在抒發自己的名士情懷，顯露才學，高談闊論。

李、袁相距千年，時代不同了。封建制度極盛階段的蓬勃與寬松，導致李白這樣仿佛不屬人間的天才詩人、自在游子的出現，恰如曇花一現，因而也被嘆為謫仙。袁枚則是盛清的大才子、大詩人，備受敬重，供為上賓，實為養尊處優、并不自在。袁詩雖然才氣橫溢，卻是未免客氣；盡管談天說怪，畢竟為臣為賓。正因他不掩飾自己的束縛，也不強壓自己的不平，所以他大發這番“狂言”，仿佛要一吐“欲活不得，欲去不能”的滿腔不平，似乎自己便是這“耿耿群飛欲刺天”中的一個，然而被束縛、被僵化了?！爸喯伞焙孟褡兂山┗摹吧酱ㄈ宋铩奔啊熬`”，是詩中藝術形象的不同，是歷史時代的現實生活變化的反映，是時代的使然。從風格情調看，《蜀道難》的李白天真而誠懇，逗人喜愛，使人感動，有浪漫風格，有幻麗魅力；此詩的袁枚則淹通而不平，令人欽佩，讓人同情，有學識才華，有激情氣勢，卻不浪漫，也不幻麗。不同時代的詩人，寫出不同風格的詩篇，自然而然。在它們各自初出之時，都是自己時代社會生活的特征反映，真實而新鮮獨特。倘使讓后世詩人再來追步前人，要袁枚吟詠蜀道艱難，諷世醒時，則不僅落套，也顯得幼稚了，并非新鮮與否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