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盡天涯路

——國學大師王國維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是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國學大師之一，一生為中國近代文學、史學、美學留下了不朽的作品。他的生為人傳頌，他的死亦震動文壇，成為一個世紀的謎語。他選擇投湖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臨行前從容而淡定。直到今日，人們還猜不透他的死因……

淡定的投湖

1927年6月2日，著名學者王國維與往常一樣，一大早來到他執教的清華大學。這些天，王國維日常的言行并無異常，只是談論到當今時局時，他的神色會突然變得黯然，流露出一種“避亂移居”的憂思。誰都沒有注意到王國維的微妙變化，更沒有人想到，他已經作出了一個決絕的人生選擇。

1927年，斯時的中國社會改天換日，王國維寄托了終生信仰的清王朝早已衰亡。時局混亂，軍閥割據，生性孤僻的王國維僅有的幾個好朋友都避難離去：他在精神和生活上的依靠羅振玉攜家眷東渡日本，他私交甚好的梁啟超在天津靜養——此刻的王國維也許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孤獨。

這天早晨，王國維忽然找到自己的好友、時任清華研究院主任的吳宓，稱自己要外出幾天，向吳宓借5元錢。借到錢后，王國維就匆匆出了校門，雇了一輛黃包車急行而去。下午，王國維的家人找到吳宓，稱王國維至今沒有回家，也從未交代只言片語，更沒有聽說他要外出的消息。吳宓忽然有一種不祥的預兆，急忙與王國維的家人一同四處尋找。后來，眾人從一個車夫口中得知一位老者去了頤和園，似是王國維，便一起來到頤和園尋找。

據頤和園的管理人員說，有一位老者約上午10點鐘進園，先是在石舫前獨坐，又在長廊上徘徊許久，還吸了好多煙。眾人循著長廊而去，果然看到一地煙蒂，又看到稍遠一點的水中有人影，于是趕緊下水去找。結果，令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事情發生了：王國維的尸體被發現在昆明湖底。昆明湖水并不深，王國維不是淹死的，而是頭顱沒在泥中窒息而死，尸體被發現時，后背衣衫還沒有完全浸濕。

王國維的家人悲痛不已，回到家中整理王國維的遺物，這才發現了他早已寫好的遺書。遺書上說：“五十年來，只欠一死。經歷了如此世間巨變，我不想再受屈辱。我死后當草草用棺殮葬，葬在清華塋地……我的書籍可托陳寅恪、吳宓二位先生處理……我雖然沒有多少財產分給你們，不過只要你們謹慎勤儉，也不至于到吃不上飯的地步。五月二日，父親書。”這封遺書寫于王國維投湖的前一天，思路清晰，考慮周全，可見王國維對赴死一事早有打算。投湖前幾天，他照常參加學校的各種活動，在學校放暑假的師生惜別會上，他還像往常一樣與所有人作別。從王國維的遺書和他死前的種種言行來看，他的死是何等從容與淡定。想必連赴死的方式、時間和地點，都是他早就想好的。當時的頤和園門票價為一元，是比較昂貴的價格，游人稀少，上午時間更是冷清，王國維選擇去頤和園投昆明湖是不會有人發現的。事實也的確如此，當他的家人發現時，他已經死去多時。而他選擇縱身跳入淺湖，埋入泥中，這種自殺方式不可謂不殘酷決絕。一代國學大師最終葬身湖泥，真是令世人既震動，又痛惜。

晚清國學大師

有句話說：“自沉者能于一剎那間重溫其一生之閱歷”，也就是說自己投湖的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能夠對自己的一生有所回顧和反省。也許，王國維的奮身一躍正是對這句箴言的躬行。

王國維一生走過半百之年，這期間，他對中國近代學術和文化的貢獻不可謂不大，但同時，由于政局變幻而導致他信念崩塌的痛苦不可謂不深。只有他的少數幾個好友能夠理解在他輝煌的學術成就背后那顆落寞悲愴的心。

王國維生于清光緒三年（1877），字靜安，號觀堂。他的家鄉是才子輩出的浙江海寧，詩人徐志摩、穆旦以及后來的小說家金庸都是其同鄉。王國維家境清寒，自幼苦讀，考中秀才，但后來屢次應鄉試均不中，戊戌變法之后，科舉之風不再盛行，王國維也就棄絕科舉。

光緒二十七年（1901），王國維受到學者羅振玉的資助，赴日本留學，從此與羅振玉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后來還結成兒女親家）。次年，王國維因病回國，不久在羅振玉的舉薦下開始教書生活，先后在南通、江蘇的師范學校執教哲學、心理學、倫理學等。正是從這一時期起，王國維開始了自己的文學自學和研究，即他所謂的“獨學”階段。光緒三十二年（1906），王國維隨羅振玉來到北京，擔任清政府學部總務司行走、圖書館編譯等職務，并編著了《人間詞話》、《宋元戲曲史》等傳世巨作。

王國維生活的時期已是清朝末年，晚清政府腐敗不堪，內憂外患，氣數將盡，然而王國維始終對清政府抱有很強的信念。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一年后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宣布退位。王國維隨羅振玉逃到日本，始終以清室遺老自居，不肯剪掉清朝臣民的標志——辮子。在日本期間，王國維開始轉向史學、考古學的研究，進行了大量的古籍校勘工作。他治學嚴謹，考證精細，被史學界稱為“開一代學風”。

1916年，王國維應邀回國，在上海倉圣明智大學任教授。1923年，茍延殘喘的溥儀朝廷在全國招募博學之士，王國維被推薦，到北京擔任“南書房行走”一職，享受五品官待遇。但好景不長，次年馮玉祥帶兵“逼宮”，將溥儀等趕出了紫禁城，王國維也自然結束了南書房行走的差事。“逼宮”事件令王國維悲憤交加，他認為這是無法忍受的奇恥大辱，曾連同羅振玉等“清室遺老”打算投金水河為清王朝殉葬，后來被家人勸阻未能成行。

1925年，郁郁寡歡的王國維在胡適、顧頡剛等人的邀請下，出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教授。他執教期間，用自己淵博的學識、嚴謹的學風、科學的研究方法感染了一代清華學子，造就了一批文字學、歷史學、考古學方面的優秀學者。當時，王國維與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和李濟并稱為清華五大導師，正所謂“五星聚奎”。在這一時期，王國維的學術地位達到了巔峰。梁啟超贊譽他是“不獨為中國所有而為全世界之所有之學人”，郭沫若稱贊他為“新史學的開山”，胡適稱他為“能夠融南北（史學）之長而去其短者”，伯希和稱他為“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就連一向苛刻的魯迅先生也認為王國維“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由此可見王國維的學術造詣之深。

然而，這些贊譽終不能撫平王國維內心的傷痕。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潮流更加高漲，國民革命軍北上，在王國維看來，時局更加惡化。最終他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遺言，投湖自盡。

撲朔迷離的死因

盡管人們或多或少都了解王國維心中的苦悶，盡管他曾經誓言要殉清，但最終他真的做出了這個決定，還是讓包括他的家人、好友在內的許多人感到不可思議。特別是，王國維投湖自盡之前，幾乎沒有任何征兆，也沒有發生直接促成他放棄生命的重大事件。他就如此平靜而坦然地走向死亡，留給世人一個捉摸不定的疑團。

關于王國維的死因，種種猜測歷來就沒有停止過。“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這十六個字的遺言看似簡單，卻難說清其內在含義。為什么“只欠一死”？“此世變”指的是什么？“再辱”是受何辱？近百年來，人們圍繞這神秘的遺言以及王國維的一生，對他的死因不斷進行探究。

這些猜測大致分為幾種說法：一種是“殉清”說，這是最容易想到的死因。王國維一生忠于清朝，對末代皇帝溥儀更是充滿一種知遇之情，當清朝覆亡，以一個中國傳統文人的方式自殺殉國以“完節”似乎最合乎情理。王國維的好友羅振玉、吳宓等人均贊同這種推測，魯迅也曾說王國維“在水里將遺老生活結束”，言外之意也認為王國維自盡是殉清。然而，亦有很多人不贊同這種說法，理由是王國維雖自稱遺老，有些愚忠，但并不愿做清朝的鷹犬，像鄭孝胥等人為了復辟不惜委身日本政客，這種行為為王國維所不齒。在他一生的絕大多數時間里，他潛心學術，心無旁騖，他對清朝的愚忠應到不了殉葬的程度。何況他若殉清，為何要在“逼宮”兩年后才自盡？為何又在遺書中不表明自己殉節的心志？再反觀他投湖前的從容甚至可以說是優雅，實在又不像一個因愚忠而殉葬之人。

另一種說法是“逼債”說，溥儀曾在自傳《我的前半生》中寫道：王國維曾受內務府大臣紹英之托代售宮中字畫，后來被羅振玉將字畫取走，用售賣得來的錢償還王國維的其他債務，王國維感到愧對紹英，無法交代，就投湖而死。還有說法稱王國維做生意虧本，欠下巨債等，羞憤交加而覓死。“逼債”說是郭沫若提出并考證的。不過，從王國維留下遺書的內容看，即使有債務，也沒有重到足以讓他自盡的程度。

第三種說法是“驚懼”說，這種說法稱，1927年革命軍北上，王國維作為清室遺老，懼怕落入革命軍手中蒙受侮辱，又怕革命軍斬殺留辮子的人，于是干脆一了百了，自我了斷。“驚懼”說與王國維的為人處世方式相去太遠，很多人都不認同。

第四種說法是“諫阻”說，即王國維投湖是感于屈原投江的事跡，以死相諫，希望喚起溥儀的救國之心，勸阻溥儀東渡日本避難或與日本政客勾結。王國維死后，不少清室遺老也將他的投湖與屈原投江相比，《清史稿》還專門為王國維立了“忠義傳”。

第五種說法是“文化殉節”說，這種說法由王國維的好友陳寅恪提出。陳寅恪認為，當時社會動蕩，王國維執教的大學校園也不再平靜，中國數千年的文化遭遇從未有過的浩劫，文化精神不再，所以文化精神所凝聚的學者也要與之同盡。“文化殉節”說充滿浪漫主義色彩，與其說是對王國維自盡的推斷，不如說是從一個凝聚文化精神的學者的心態對王國維的選擇作一個美好的注解，這種說法在文壇得到共鳴，產生了重要影響。

不過，更多的人認為，王國維的死是以上各種因素共同促成的結果。在政治信仰上，他絕望于清室的覆亡；在學術精神上，他絕望于文化的式微；在家業生計上，他又絕望于生無所據的窘迫。這些絕望疊加在一起，讓他選擇了自沉而死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