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騫之“鑿空”西域
張騫(約公元前164~前114年),漢族,字子文,漢中郡城固(今陜西省城固縣)人,中國漢代卓越的探險家、旅行家與外交家,對絲綢之路的開拓有重大的貢獻。他開拓了漢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并從西域諸國引進了汗血馬、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等。
“聞道尋源使,從此天路回。牽豬去幾許?宛馬至今來。……”這是唐代詩人杜甫,安史之亂中避難秦州(今甘肅天水)時,寫下的一首詩。詩中所歌頌的“尋源使”,就是西漢的張騫。在中國歷史上,張騫通西域的故事,早已家喻戶曉,并帶上了某些神話色彩。民間傳說,張騫奉漢武帝之命,開通西域,曾到了“西天”的黃河源頭,會見牛郎和織女,帶回了天馬。時逢戰亂,國社動蕩,人民流離,憂國憂民的詩人站在中西古道上,不禁想起這位“鑿空”西域,遠播國威,造福后世的名臣。
時勢英雄得展宏圖
張騫,早期經歷不詳。漢武帝劉徹即位時,張騫已在朝廷擔任名為“郎”的侍從官。據史書記載,他“為人強力,寬大信人”,即具有堅韌不拔、心胸開闊,并能以信義待人的優良品質。這正是張騫之所以能戰勝各種難以想象的危難,獲取事業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如同歷史上一切偉大人物一樣,要演導出威武雄壯的戲劇,還得具有一定的歷史條件和舞臺。這就是平常所謂的“時勢造英雄。”
西漢建國時,北方即面臨一個強大的游牧民族的威脅。這個民族被稱為“匈奴”,春秋戰國以后,匈奴跨進了階級社會的門檻,各部分別形成奴隸制小國,其國王稱“單于”。楚漢戰爭時期,冒頓單于乘機擴張勢力,相繼征服周圍的部落,滅東胡,破月氏,控制了中國東北部、北部和西部廣大地區,建立起統一的奴隸主政權和強大的軍事機構。匈奴奴隸主貴族經常率領強悍的騎兵,侵占漢朝的領土,騷擾和掠奪中原居民。文帝時代,匈奴騎兵甚至深入甘泉,進逼長安,嚴重威脅西漢王朝的安全。
漢武帝時期,政治的統一和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強,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并進入了繁榮時代,國力已相當強盛。漢武帝正是憑借這種雄厚的物力財力,及時地把反擊匈奴的侵擾,從根本上解除來自北方威脅的歷史任務,提上了日程。
蔥嶺以西,當時有大宛、烏孫、大月氏、康居、大夏諸國。由于距匈奴較遠,尚未直接淪為匈奴的屬國。但在張騫出使之前,東方的漢朝和西方的羅馬對它們都還沒有什么影響。故匈奴成了唯一有影響的強大力量,它們或多或少也間接地受制于匈奴。
從整個形勢來看,聯合大月氏,溝通西域,在蔥嶺東西打破匈奴的控制局面,建立起漢朝的威信和影響,確實是孤立和削弱匈奴,配合軍事行動,最后徹底戰勝匈奴的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步驟。
當漢武帝下達詔令后,滿懷抱負的年輕張騫,挺身應募,毅然挑起國家和民族的重任,勇敢地走上了征途。
鑿空西域影響深遠
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張騫奉命率領100多人,從隴西(今甘肅臨洮)出發。一個歸順的胡人——堂邑氏的家奴堂邑父,自愿充當張騫的向導和翻譯。他們西行進入河西走廊。這一地區自月氏人西遷后,已完全為匈奴人所控制。正當張騫一行匆匆穿過河西走廊時,不幸碰上匈奴的騎兵隊,被全部抓獲。匈奴的右部諸王立即把張騫等人押送到匈奴王庭(今內蒙古呼和浩特附近),見當時的軍臣單于。
軍臣單于得知張騫欲出使月氏后,對張騫說:“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這就是說,站在匈奴人的立場,無論如何也不容許漢使通過匈奴人地區,去出使月氏。就像漢朝不會讓匈奴使者穿過漢區,到南方的越國去一樣。張騫一行被扣留和軟禁起來。
匈奴單于為軟化、拉攏張騫,打消其出使月氏的念頭,進行了種種威逼利誘,還給張騫娶了匈奴的女子為妻,生了孩子,但均未達到目的。他“不辱君命”、“持漢節不失”,始終沒有忘記漢武帝所交給自己的神圣使命,沒有動搖為漢朝通使月氏的意志和決心。張騫等人在匈奴一直留居了10年之久。
至元光六年(前129年),敵人的監視漸漸有所松弛。一天,張騫趁匈奴人的不備,果斷地離開妻兒,帶領其隨從,逃出了匈奴王庭。
這種逃亡是十分危險和艱難的。幸運的是,在匈奴的十年留居,使張騫等人詳細了解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并學會了匈奴人的語言。他們穿上胡服,很難被匈奴人查獲。因而他們較順利地穿過了匈奴人的控制區。
但在留居匈奴期間,西域的形勢已發生了變化。月氏的敵國烏孫,在匈奴支持和唆使下,西攻月氏。月氏人被迫又從伊犁河流域,繼續西遷,進入咸海附近的媯水地區,征服大夏,在新的土地上另建家園。張騫大概了解到這一情況。他們經車師后沒有向西北伊犁河流域進發,而是折向西南,進入焉耆,再溯塔里木河西行,過庫車、疏勒等地,翻越蔥嶺,直達大宛(今蘇聯費爾干納盆地)。路上經過了數十日的跋涉。
這是一次極為艱苦的行軍。大戈壁灘上,飛沙走石,熱浪滾滾;蔥嶺高如屋脊,冰雪皚皚,寒風刺骨。沿途人煙稀少,水源奇缺。加之匆匆出逃,物資準備又不足。張騫一行,風餐露宿,備嘗艱辛。干糧吃盡了,就靠善射的堂邑父射殺禽獸聊以充饑。不少隨從或因饑渴倒斃途中,或葬身黃沙、冰窟,獻出了生命。
張騫到大宛后,向大宛國王說明了自己出使月氏的使命和沿途種種遭遇,希望大宛能派人相送,并表示今后如能返回漢朝,一定奏明漢皇,重重酬謝大宛國。大宛王本來早就風聞東方漢朝的富庶,很想與漢朝通使往來,但苦于匈奴的中梗阻礙,未能實現。漢使的意外到來,使他非常高興。張騫的一席話,更使他動心。于是滿口答應了張騫的要求,熱情款待后,派了向導和譯員,將張騫等人送到康居(今蘇聯烏茲別克和塔吉克境內)。康居王又遣人將他們送至大月氏。
不料,由于新的國土十分肥沃,物產豐富,并且距匈奴和烏孫很遠,外敵寇擾的危險已大大減少,這時大月氏人改變了態度。當張騫向他們提出建議時,他們已無意向匈奴復仇了。加之,他們又以為漢朝離月氏太遠,如果聯合攻擊匈奴,遇到危險恐難以相助。張騫等人在月氏逗留了1年多,但始終未能說服月氏人與漢朝聯盟,夾擊匈奴。在此期間,張騫曾越過媯水南下,抵達大夏的藍氏城(今阿富汗的汗瓦齊拉巴德)。元朔元年(前128年),一行人才動身返國。
歸途中,張騫為避開匈奴控制區,改變了行軍路線。計劃通過青海羌人地區,以免匈奴人的阻留。于是重越蔥嶺后,他們不走來時沿塔里木盆地北部的“北道”,而改行沿塔里木盆地南部,循昆侖山北麓的“南道”。從莎車,經于闐(今和田)、鄯善(今若羌),進入羌人地區。但出乎意料,羌人已淪為匈奴的附庸,張騫等人再次被匈奴騎兵所俘,又被扣留了一年多。
元朔三年(前126年)初,軍臣單于死了,其弟左谷蠡王自立為單于,進攻軍臣單于的太子于單。于單失敗逃漢。張騫便趁匈奴內亂之機,帶著自己的匈奴族妻子和堂邑父,逃回長安。這是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從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出發,至元朔三年(前126年)歸漢,共歷13年。出發時是一百多人,回來時卻僅剩下張騫和堂邑父兩人。
張騫這次遠征,僅就預定出使西域的任務而論,是沒有完成。因為他未能達到同大月氏建立聯盟,以夾攻匈奴的目的。如從其產生的實際影響和所起的歷史作用而言,卻無疑是很大的成功。因為自春秋以來,戎狄雜居涇渭之北。至秦始皇北卻戎狄,筑長城,以護中原,但其西界不過臨洮,玉門之外的廣闊的西域,尚為我國政治文化勢力所未及。張騫第一次通使西域,使中國的影響直達蔥嶺東西。自此,不僅現今我國新疆一帶同內地的聯系日益加強,而且中國同中亞、西亞,以至南歐的直接交往也建立和密切起來。后人正是沿著張騫的足跡,走出了譽滿全球的“絲綢之路”。張騫的“鑿空”之功,是應充分肯定的。
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既是一次極為艱險的外交旅行,同時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科學考察。張騫第一次對廣闊的西域進行了實地的調查研究工作。他不僅親自訪問了位處新疆的各小國和中亞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諸國,而且從這些地方又初步了解到烏孫(巴爾喀什湖以南和伊犁河流域)、奄蔡(里海、咸海以北)、安息(即波斯,今伊朗)、條支(又稱大食,今伊拉克一帶)、身毒(又名天竺,即印度)等國的許多情況。回長安后,張騫將其見聞,向漢武帝作了詳細報告,對蔥嶺東西、中亞、西亞,以至安息、印度諸國的位置、特產、人口、城市、兵力等,都作了說明。這個報告的基本內容為司馬遷在《史記·大宛傳》中保存下來。這是我國和世界上對于這些地區第一次最翔實可靠的記載。至今仍是世界上研究上述國家和地區的古地理和歷史的最珍貴資料。
漢武帝對張騫這次出使西域的成果非常滿意,特封張騫為太中大夫,授堂邑父為“奉使君”,以表彰他們的功績。
探索新路開發西南
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所獲得的關于中原外部世界的豐富知識,在以后西漢王朝的政治、軍事、外交活動和對匈奴戰爭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此以前,漢代的君臣還根本不知道,在中國的西南方有一個身毒國的存在。張騫在大夏時,忽然看到了四川的土產,邛竹杖和蜀布。他感到十分詫異,追問它們的來源。大夏人告訴他,是大夏的商人從身毒買來的。而身毒國位于大夏的東南方。回國后,張騫向漢武帝報告了這一情況。并推斷,大夏位居中國的西南,距長安一萬二千里,身毒在大夏東南數千里,從身毒到長安的距離不會比大夏到長安的距離遠。而四川在長安西南,身毒有蜀的產物,這證明身毒離蜀不會太遠。據此,張騫向漢武帝建議:遣使南下,從蜀往西南行,另辟一條直通身毒和中亞諸國的路線,以避開通過羌人和匈奴地區的危險。張騫的推斷,從大的方位來看是正確的,但距離遠近的估計則與實際情況不合。當然,在近2000年前張騫達到這樣的認識水平,是難能可貴的。漢武帝基于溝通同大宛、康居、月氏、印度和安息的直接交往,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徹底孤立匈奴的目的,欣然采納了張騫的建議,并命張騫去犍為郡(今四川宜賓)親自主持其事。
自遠古以來,我國西南部,包括現在四川西南、青海南部、西藏東部、云南和貴州等地,為眾多的少數民族所聚居,統稱為“西南夷”。戰國末年,楚將軍莊喬入滇立國,但不久即重新阻隔。漢武帝初年,曾先后遣唐蒙、司馬相如開發“西南夷”,置犍為郡,并使邛都(今西昌一帶)、榨(今漢源一帶)、冉琥(今茂縣)諸部內附。后因全力對付匈奴,停止了對西南的經營。中國西南各少數民族同中原王朝基本上仍處于隔絕狀態。通道西南,當時是十分艱難的。
元狩元年(前122年),張騫派出四支探索隊伍,分別從四川的成都和宜賓出發,向青海南部、西藏東部和云南境內前進。最后的目的地都是身毒。四路使者各行約一兩千里,分別受阻于氐、榨(四川西南)和禹、昆明(云南大理一帶)少數民族地區,未能繼續前進,先后返回。
張騫所領導的由西南探辟新路線的活動,雖沒有取得預期的結果,但對西南的開發是有很大貢獻的。張騫派出的使者,已深入到當年莊喬所建的滇國。滇國又名滇越,因遇有戰事將士們坐在大象上作戰,故又叫“乘象國”。使臣們了解到,在此以前,蜀的商人已經常帶著貨物去滇越貿易。同時還知道住在昆明一帶的少數民族“無君長”,“善寇盜”。正是由于昆明人的堅決阻撓,漢朝的使臣不得不停止前進。在此以前,西南各地的少數民族,對漢朝的情況幾乎都不了解。難怪漢使者會見滇王時,滇王竟然好奇地問:“漢朝同我們滇國比較,是哪一國大呢?”使者到夜郎時,夜郎侯同樣也提出了這個問題。這就成為后世“夜郎自大”成語的由來。通過漢使者的解釋和介紹,他們才了解到漢朝的強大。漢王朝從此也更注意加強同滇國、夜郎及其他部落的聯系。至元鼎元年(前111年),漢王朝正式設置胖柯、越僥、沈黎、汶山、武都等五郡,以后又置益州、交趾等郡,基本上完成了對西南地區的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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