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品》中詩人評析的失誤

南北朝時鐘嶸的《詩品》，與劉勰《文心雕龍》一樣，是最早的文學批評專著，也是第一部專門的詩評著作。鐘嶸具有較為進步的文學思想，在《詩品》中，對作家的評論時有精辟之見，對文學發展的論述也很深刻。但這樣一部出色的著作，在詩人評價與分析上也存在著一些偏頗。

鐘嶸借鑒當時政治上的九品中正法，以品位劃分詩人的優劣，共列上品二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其中將應璩、顏延之等較為平實、成績不太突出的作家列入中品是恰當的。但有些劃分卻并不準確。例如他將重要的建安作家曹操列入下品，將晉代形式主義文風的代表陸機、張協、潘岳列入上品，又如雖然說陶淵明是“古今隱逸詩人之宗”，卻只將他列入中品。這些都不符合詩人的實際成就和影響。造成這些失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點是鐘嶸生活于形式主義泛濫的時代，他雖批評形式文風，仍然不免受到它的影響。他的品評實際上只是以是否雅、麗為標準，對作品的思想內容則重視不夠。這樣，對一些并不以形式的雅與麗見長而思想深刻的作家，就難免認識不足。

除了為詩人定品以外，鐘嶸還試圖勾劃出作家在創作風格上相互影響和繼承的關系。其中的觀點也是正謬并存的。他說陶淵明出于應璩，難免牽強，而說他“又協左思風力”，則表現了獨到的眼光。但他將生活于同一時代、思想基礎類似的稽康和阮籍分別歸于曹丕和《小雅》，則缺乏依據。實際上，作家創作個性的形成原因多種多樣，其風格的繼承和影響關系也是錯綜復雜的。鐘嶸企圖將眾多作家和風格都歸入自《國風》、《小雅》等四大源頭以下單線演變的簡單模式中，就難免失于粗率。

瑕不掩瑜。鐘嶸和《詩品》在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地位是無可置疑的。時代的局限造成了批評家的失誤，對此，我們無法苛責于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