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有贈師兄一聯， 其文曰： “可愛春在一古樹， 相喜年來寸心知”，此一棵樹，便是《古槐夢遇》之古槐也。記不清在那一年， 但一定是我第一次往平伯家里訪平伯，別的什么也都不記得， 只是平伯送我出大門的時候，指了一棵槐樹我看， 并說此樹比此屋還老，這個情景我總是記得，而且常常對這棵樹起一種憧憬。等待要我把這憧憬寫給你們看時， 則我就覺得我的那對子上句做得很好。這是以前的話，如今卻有點不同，提起來我還是對那棵樹起一種憧憬，等待要我把這憧憬寫給你們看時， 則我就覺得平伯的“古槐夢遇”這4個字很好，平伯他未必知道他的記夢的題目， 我卻暗喜說得我的夢境也。“老年花似霧中看”， 大概也很是一個看法。從前我住在西山，很喜歡看見路上一棵古松牽著似紅似黃的許多藤花。有一天一個鄉下人告訴我說這叫做凌霄花，我真是對于這位鄉人懷著一種感謝。今日則一棵樹的陰涼兒便覺得很是神秘，神秘者，朦朧之謂也。我從我所說的這糊涂話再來一想，是的， 其間不無道理，年青的時候有大歡喜，逞異想，及其年事稍長， 目力固然不大靠得住，卻又失卻夢的世界，凡事都在白日之中，這證之以孔圣人的“吾不復夢見”， 可見是證據確鑿的。那么古槐書屋的一棵樹今日尚足以牽引我的夢境，吾其博得“吾家”馮婦之一點同情乎?其為樂也， 亦非年青時所可得而冒牌者也。

我同平伯大約都是癡人，——我又自己知道， 是一個亡命的漢子，從上面的話便可以看得出一點， 天下未必有那樣有情的一棵樹，其緣分總在這兩個人。說起來生怕人家見笑似的，說我們有頭巾氣，自從同平伯認識以來，對于他我簡直還有一個兄弟的情懷。且夫逃墨不必歸于楊，逃楊亦未必就歸于儒，吾輩似乎未曾立志去求歸宿，然而正惟吾輩則有歸宿亦未可知也。我常心里有點驚異的，平伯總應該說是“深閨夢里人”，但他實在寫實得很， 由寫實而自然漸進于聞道，我想解釋這個疑團， 只好學時行的話說這是一種時代的精神。我這話好像也并不是沒有根據， 只看中國歷史上的文壇人物都難逃出文人的范圍， (現在的文人自然也并不見得少)惟亂世則有一二詩人的確是圣人之徒， 其中消息不可得而思之歟?

然而平伯命我為他的《古槐夢遇》寫一點開場白，我不要拿這些白日的話來殺風景才好。于是我就告訴你們曰，作者實是把他的枕邊之物移在紙上，此話起初連我也不相信， 因為我的文章都是睜開眼睛做的，有一天我看見他黎明即起，坐在位上，拿了一枝筆， 閃一般的閃，一會兒就給一個夢我看了，從此我才相信他的實話。于是我就贊嘆一番曰，吾不敢說夢話，拿什么“謫仙”、“夢筆”送花紅，若君者其所謂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乎?愿你多福。廢名和南。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六日。

(《古槐夢遇》， 上海世界書局1936年版)

賞析 這是廢名為俞平伯的散文集《古槐夢遇》寫的一篇小引。俞平伯是現代詩人、散文作家和“紅學”專家。五四時期積極參加新文學運動，是新潮社、文學研究會、語絲社的成員。大革命失敗后，思想逐漸保守和消極，追隨周作人的文學情趣、沉緬于自造的塔中。林非先生在《中國現代散文六十家札記》中評論俞平伯說：“俞平伯聲稱對帝國主義的宣傳是必敗的，像這樣放棄了對祖國的責任，那當然就只好沉溺在夢境之中，俞平伯承認自己是逢人說夢之輩，他始終在鏡花水月似的幻夢中，打發了青春時期的大好光陰，甚至在烽火遍野的30年代，也照樣做著沒有做完的夢，1936年初出版《古槐夢遇》就是這些夢境的記錄。”顯然林非先生對俞平伯的《古槐夢遇》是持批評態度的，而廢名在這篇引言里則流露出異常欣賞的口吻，說俞平伯的文章“實在是寫實得很，由寫實而自然漸進于聞道”，這里所說的“寫實”恐怕是寫自己身邊之實，是把自己的“枕邊之物移在紙上”， “聞道”也只能是聞治學之道、作文之道，而絕不是中國歷史發展之道、中國革命之道。

廢名在引言中還指出“中國歷史上的文壇人物都難逃出文人的范圍”，在他看來，文人只能是文人，文人只應該關心自己的事，關心作品的創造和欣賞，而不應去從事文人分外的事情， 比如參與政黨的斗爭，階級的沖突，甚至是社會的改造，反對把文學當作階級斗爭的工具，或政治宣傳的機器;認為文學只應描寫作家自己的品性、情趣，正如周作人所說：“所謂自己的園地，本來是范圍很寬，并不限定于某一種：種果蔬也罷，種藥材也罷，種薔薇地丁也罷，——只要本了他個人的自覺，在他認定的不論大小的地面上，盡了力量去耕種，便都是盡了他的天職了。”周作人所說“自己的園地”指的便是文藝。俞平伯的散文創作深受周作人的推崇，其散文集《燕知草》、《雜拌兒》都是請周作人作序。俞平伯追隨著周作人在“自己的園地”里耕種著鏡花水月的夢幻。廢名和俞平伯有著相似的美學追求和生活情趣，即對朦朧的傾賴。俞平伯在《詩的神秘》一文中說“朦朧的詩句多半是極空靈自然的”，“朦朧是成詩的一條捷徑”。這種見解也貫穿于他的散文創作之中。為了尋找這種朦朧迷離的意境，他把靈感的觸角伸向飄忽幻覺般的夢境。俞平伯在《燕知草·自序》里說：“‘浮生若夢，為歡幾何?’真一句老話。然而不說夢又說什么呢?”這是俞平伯矛盾心境的一種自白。他之所以偏愛寫夢境、夢思，偏愛朦朧的意境，一方面與他的文學思想有關，即把朦朧作為一種美來看待、來追求;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俞平伯由五四時期的戰斗而變為儒雅的文士，他面對黑暗、向往光明，卻不知出路何在，希望何在，在這種迷茫彷徨的矛盾狀態下，他只能沉緬于幻想的境界中，企圖從往昔的虛無飄渺的夢幻世界中，求得心靈的安寧。然而這種過于朦朧晦澀的色調，也影響了其散文的可讀性和藝術感染力，多年來一直為人所詬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