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雜志的朋友常說一句話：文章是逼出來的。這是經驗之談。有些作家的作品要等催逼才會出來，也是事實。

在我，卻總覺得要是沒有“題目”，便逼也逼不出來。特別是短短的隨筆之類，“題目”真真難找。

從來有“小題大做”之一說。現在我們也常常看見近乎“小題大做”的文章。不過我以為隨筆之類光景是倒過來“大題小做”的。

在這時代， “大題目”多得很。也有些人常在那里“大題小做”，把天大的事說得稀松平常，叫大家放下一百廿四個心，靜靜地去“等候五十年”。我的所謂“大題小做”不是這么一種作法。

我的意思是：大題不許大做，就只好小做做了。

而這“做”字就很難。太尖銳， 當然通不過;太含渾，就未免無聊;太嚴肅，就要流于呆板;而太幽默呢， 又恐怕讀者以為當真是一樁笑話。

所以就以自己的經驗而論， 則隨筆產生的過程是： 第一得題難，第二做得恰好難。雖然因為被“逼”著也寫了這么幾十篇，而每次都是一身大汗， 其不足觀， 自不待言。

不過特殊的時代常常會產生特殊的文體。而且并不是大家都像我那樣不濟事的，真真出色的“大題小做”的隨筆近來已經產生了不少。細心的讀者自然會咀嚼，不必我在這里多說。

本集所收，除《櫻花》及《鄰一》、《鄰二》等三篇是1929年的舊作外， 其余都是近兩年所寫。《故鄉(xiāng)雜記》三則本不算“正宗”的隨筆， 為的湊湊熱鬧，便也編了進去。

( 《茅盾散文集》， 天馬書店1933年版)

賞析 茅盾這篇為自己的散文集所寫的序，其實倒像是一篇關于文章題目“小、” “大”之辨的雜文，誠如作家所說， “特殊的年代常常會產生特殊的文體”，這“大題小做”就是茅盾在那文網密布，殺人如草不聞聲的黑暗的30年代，發(fā)明的一種“鉆網術”。這篇“自序”既是對黑暗時代的控訴，也是對自己戰(zhàn)斗經驗的總結。

所謂文章中的“小”、“大”之辨實際上是兩種人生觀、藝術觀之別。對文章寫法中歷來的“小題大做”之說，茅盾置諸未論，重點放在了“大題小做”上，茅盾對比了兩種“大題小做”：其一，是“把天大的事說得稀松平常”，以油滑為幽默，把隨筆、小品當作“小擺設”、麻醉品， “將屠戶的兇殘，使大家化為一笑”，“將粗獷的人心，磨得漸漸的平滑”，使青年“由粗暴而變?yōu)轱L雅”，或是“扮作黑頭，而實是真正的丑角的打諢”。此種態(tài)度顯然為茅盾所不取。茅盾同魯迅一樣，是主張“掙扎和戰(zhàn)斗的小品文”的，雖然非必是“一定非有‘世道人心’的大議論不可”，他說“我們應該創(chuàng)造新的小品文，使得小品文擺脫名士氣味，成為新時代的工具(《關于小品文》)。

茅盾是這樣主張的，也是這樣做的。收在《茅盾散文集》中的文章分為三輯，第一輯：文藝隨筆;第二輯：社會隨筆;第三輯：故鄉(xiāng)雜記。這三輯中，不論是談文藝，還是論社會，所觸及的雖是個別現象，揭示的卻常常是普遍規(guī)律，成為時代的映象、社會的寫真，大都能收到“借一斑略窺全豹， 以一目盡傳精神”的效果。對于茅盾的散文，今之人或不免以為是不能脫俗吧，但在1935年之際，郁達夫卻不這么認為，他說：“茅盾是早就從事寫作的人，惟其閱世深了，所以每不忘社會。他的觀察的周到，分析的清楚，是現代散文中最有實用的一種寫法，然而抒情煉句，妙語談玄，不是他之所長。試把他前期所作的小品和最近所作的切實的記載一比，就可以曉得他如何在利用他之所長而遺棄他之所短。中國若要社會進步，若要使文章和實生活發(fā)生關系，則像茅盾那樣的散文作家，多一個好一個，否則清談誤國，辭章極盛，國勢未免要趨于衰頹”。(《中國現代散文導論》 (下))這話是講得很中肯透徹，又是很沉痛的。

但是， “大題小做”要做得好，也不是容易的。茅盾以為一是主觀上要有明確的世界觀、人生觀，所謂“經過訓練的頭腦”， “明了中國社會的全般面目”，能把握生活的脈搏和律動。下面這段話，茅盾雖是針對小說創(chuàng)作而言，然而亦可以看出茅盾對散文創(chuàng)作所抱的態(tài)度：“在橫的方面，如果對于社會生活的各環(huán)節(jié)茫無所知，在縱的方面，如果對于社會發(fā)展的方向看不清楚，那么， 你就很少可能在繁復的社會現象中恰好地選取了最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即具有深刻的思想的一事一物，做為短篇小說的題材”(《<茅盾選集> 自序》)。至于在客觀上，則有反動派的壓迫，鍛煉周納，羅織罪名，使作者常常陷于進退維谷的窘境：“太尖銳，當然通不過;太含混，就未免無聊;太嚴肅，就要流于呆板;而太幽默呢，又恐怕讀者以為當真是一樁笑話。”然而就像魯迅當年曾表示的那樣，談風云的人，風月也談得。茅盾同魯迅一樣，是善于“鉆文網”的好手，而“大題小做”便是茅盾和左翼進步文人在特殊年代所創(chuàng)制的特殊戰(zhàn)法，是反文化“圍剿”之出色表現，也是茅盾進步世界觀和戰(zhàn)斗文風之出色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