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

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

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

日慘慘兮云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嘯雨，

我縱言之將何補？

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雷憑憑兮欲吼怒。

堯舜當之亦禪禹。

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

或云堯幽囚，舜野死。

九疑聯綿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

帝子泣兮綠云間，隨風波兮去無還。

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

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

《遠別離》是樂府古題，無論是江淹的 《古別離》，還是蕭綱的 《生別離》，都是以傷離怨別為內容的。而詩人這首《遠別離》，則是通過一個古老的悲壯的傳說，借樂府的體制，用夸張的手法，抒發了自己蒿目時艱、愛君憂國的真摯感情。相傳堯看到舜“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尚書·舜典》)的卓越政績，于是選擇了舜作為自己的接班人，并把女兒娥皇、女英嫁給了他。后來舜帝南巡，死于蒼梧之野。二妃追到洞庭，慟哭不已，血淚灑在竹上，浸成斑痕，始有斑竹 (見張華 《博物志》)。她們殉情而死，自溺于湘江之中，魂魄常游于洞庭之畔、湘江之浦 (見《水經注》 及 《述異記》)，被稱為“湘君”“湘夫人”。自從屈原在 《九歌》 中塑造那個“美要眇兮宜修”、“目眇眇兮愁予” 的帝子形象以來，洞庭君山，就被這個古老的傳說，涂上了一層浪漫的悲劇的色彩，令人無限神往。這首詩的開端六句，正是在這個古老的傳說的基礎上，塑造出二妃的藝術形象的。那澄澈的瀟湘，那浩渺的洞庭，那血淚染成的斑竹，那充滿悲劇色彩的二妃，在讀者的腦子里激起一股感情的浪濤，把全部的同情傾注在二妃的痛苦的離別上。特別是在最后一句，通過反詰的語氣，提出 “誰人不言此離苦” 的問題，既很好地表達了詩人對二妃的無限同情，又喚起了讀者對二妃的強烈共鳴，藝術表現的力度和強度是很大的。我曾經在二妃廟題了一首七絕，稍稍表示一點異議云：“曾捐玦珮赴湘濱，千古多情是女英。可惜斑斑無限淚，不將些子哭蒼生。”這當然不是苛求歷史上的二妃，而是對現實生活的一種慨嘆！

到底什么原因促使二妃走上離別的道路上去呢？ 詩人又通過了 “堯幽囚，舜野死”(見 《竹書》 和 《述異記》)的古老傳說，闡明君主的大權如果旁落了，就會導致“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 的悲劇結局。堯的大權旁落了，才被迫把政權禪讓給舜；舜的大權旁落，才被迫把政權禪讓給禹。所以詩人嚴肅地指出，如果君主不牢牢地把政權攥在自己的手中，即使圣如堯舜，也會由 “龍”變成“魚” 的，也會丟掉社稷、難保妻子的。所謂“堯舜當之亦禪禹”，就是說明權力的轉換，會使行云作雨的“龍”，變為別人刀俎之上的“魚”；偷食太倉的“鼠”，會變作害人虐物的“虎”。可見“禪讓”，只不過是不流血的政變的一個“美稱”而已。元人蕭士赟一針見血地指出：“此詩大意謂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失其權則雖圣哲不能保其社稷、妻子，其禍有必至之勢”(見王琦注此詩)。“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對于掌握政權的君主來說，應該是警鐘長鳴，任何時候也不能喪失警惕的。這當然不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干預生活、針砭時政的。

這首詩大約作于天寶末年，詩人親眼看到唐明皇晚年，沉湎聲色，荒廢政事，大權逐漸落到陰謀家、野心家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哥舒翰等人的手中，他們那些偷食太倉之粟的老鼠，一變而成為噬人于太山之側的老虎。一個個張著血盆似的大口，舞著鐵鉗似的長爪，要吞食整個國家，殘害廣大人民。據《資治通鑒》 天寶三年的記載：“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李林甫如何？’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以假人，使威福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自陳：‘臣狂疾，發狂言，罪當死。’上乃為力士置酒，左右皆呼萬歲！ 力士自此不敢深言天下事矣。”連高力士這樣一個深得明皇寵幸的權臣，尚且不敢在明皇面前“深言”天下的大事，別的人就只能噤若寒蟬了，詩人就只能發出“我縱言之將何補”的感嘆了！ 于是明皇更加沉湎于酒色之中，讓陰謀家、野心家逐漸從他手中接管了軍政大權。天寶二年，“口如蜜而腹有劍”的李林甫當上了吏部尚書以后，杖殺了“負才使氣”的李邕和嚴敦復，以排除政治上的異己力量，還用“野無遺賢”的謊言，抵制了 “天下通一藝者，詣京師應試”的詔令。天寶三年，“外若癡直，內實狡黠”的安祿山，兼任了御史大夫和范陽節度使，接著又加左仆射，兼領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為“安史之亂” 鋪平了道路，還賜以鐵券，為起甲第于親仁坊，讓“貴妃洗兒”的丑劇遠播宮廷內外。天寶七載，又以楊國忠判度支事，接著又提升為御史太夫兼京畿宋訪使，不久，又當上了右相兼文部尚書，并日遣諸楊與之宴游，造成“姊妹兄弟皆裂土，可憐光彩生門戶”的第一權貴家族。還洋洋自得地對高力士說：“朕今老矣，朝事付宰相，邊事付諸將，夫復何憂！”詩人親眼看到明皇的大權，旁落于李林甫、安祿山等陰謀家、野心家的手中，讓他們由 “鼠”變成了“虎”；而他們又“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奸；妬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興大獄，誅逐貴臣，以悵其勢。”一種潛在的政治危機，已經迫在眉睫。于是詩人只好把看在眼里、憂在心里的郁悶，通過詩歌的形式抒發出來。他的 《古風五十九》就對明皇的輕啟邊釁，信任奸邪，尋歡作樂、媚神求仙，作過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還親赴幽燕，深入虎穴，窺探祿山陰謀叛亂的虛實情況。然而在安祿山得到絕對信任的當時，唐明皇連高力士、楊國忠的話也聽不進去，他自然只能喊出“欲獻濟時策，此心誰見明” 的悲憤的話來了。這就是此詩所描繪的“日慘慘兮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 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雷憑憑兮欲吼怒。”詩人在這里是以日色慘淡，喻君主的昏庸；以陰云密布，喻邪佞之蔽明；以猩猩啼煙，鬼魅嘯雨，喻群魔之亂舞。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中，不但詩人“言之無補”，而且要“言之有罪”的。不是么？“皇穹不照”，忠誠難明；雷聲憑憑，誅譴莫測。這“皇穹” 當然是至高無上的天子；這憑憑的雷聲，自然是掌握生殺大權的專政工具了。在天子“不照”，手握生殺大權的“吼怒”之下，詩人是憂心如焚，叩閽無門，只好“終夜四五嘆，常懷大國憂”了。“我縱言之將何補？”是詩眼，是詩魂，它抹掉了詩中的神話色彩，顯示出強烈的現實意義。還是元人蕭士赟講得好：“自是國權卒歸于林甫、國忠，兵權卒歸于祿山、舒翰。太白熟觀時事，欲言則懼禍之及己。不得已而形之于詩，聊以致其愛君憂國之志。所謂皇、英之事，特借之以隱喻耳。”明人胡震亨也說： 此詩“借《竹書》 雜記，見逼舜、禹，南巡野死之說，點綴其間，以著人君失權之戒。” (均引自王琦注)。蕭、胡兩人的見解，是力透紙背，具有很強的說服力的。后來的漁陽鼙鼓、馬嵬兵變，正好說明唐明皇已由 “龍” 變成了“魚”，安祿山、史思明之流，已由 “鼠”變成了 “虎”；也說明了詩人政治的敏感性和預見性。

這首詩從皇、英追舜不及發端，又以皇、英尋墳不見作結，始終圍繞別離之苦來立言，既保持了藝術的完整性，又加強了詩歌的神話色彩，從而避免了“以言獲罪” 的可能性。九疑相似，孤墳何處，則舜之死得蹊蹺，在言外之意中表現了出來；慟哭竹叢，葬身風波，則二妃之無地自存，也在言外之意中表現了出來；神游洞庭，遠望蒼梧，山崩水絕，血淚難滅，進一步說明二妃的遺恨無窮，痛苦不已。辭雖隱而意甚明，人雖死而恨常在，正好說明詩人的藝術構思是何等的巧妙，詩人對這個悲劇的結局是何等的同情！ 而這個悲劇的結局，完全是“龍為魚”“鼠變虎” 的必然結果。這就把深刻的歷史教訓通過生動的藝術形象完滿地表現了出來。元人范槨說：“此篇最有楚人風。所貴乎楚言者，斷如復斷，亂如復亂，而辭意反復行乎其間者，實未嘗斷而亂也。”(轉引自瞿蛻園《李白集校注》)明人胡震亨也說：“其詞閃幻可駭，增奇險之趣，蓋體干于楚騷，而韻調于漢鐃歌諸曲。”(轉引自王琦注)說明此詩繼承和發揚了屈賦和漢樂府的藝術特點，即吞吐其意，閃幻其詞，斷續其脈，奇險其趣，在傳說和現實的交錯中，畫出了一個既幻又真的世界出來，讓人從這個世界中既得到了藝術的享受，又吸取了歷史的營養，不愧是一首震撼人心的浪漫主義的絕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