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忽惆悵，匡坐至夜分。

平明空嘯咤，思欲解世紛。

心隨長風去，吹散萬里云。

羞作濟南生，九十誦古文。

不然拂劍起，沙漠收奇勛。

老死阡陌間，何因揚清芬？

夫子今管樂，英才冠三軍。

終與同出處，豈將沮溺群？

記得一位當代詩歌理論家說過一段這么生動精警的話： 在詩歌作品中，美的思想，象夜空中指示方向的北斗，撫慰人心的月光，象黎明時令人振奮的早霞和光芒四射的朝陽。沒有美的思想的詩作，就猶如天空中沒有北斗和月亮，沒有霞光和太陽，天地間只剩下一片灰暗或者漆黑。那么，什么是美的思想呢？我以為它至少應該有兩個表征： 一是積極健康，二是博大深邃。沒有前者當然難以成就偉大的詩作，腐朽頹廢的思想任是怎樣裝飾也最終必然會為歷史所淘汰；沒有后者也很難寫出傳世的作品，標語口號般的思想再健康也會因直白淺露被逐出詩的天國。李白這首政治抒情詩正因了美的思想而被代代讀者接受和認同的。

為了更好地把握此作，讓我們先對它進行一番解析。從結構上著眼，此詩可分為三個段落。

前四句為第一段，寫詩人的惆悵及其原因。前三句極寫惆悵之濃之烈之深之廣，以至于詩人徹夜無眠，最后不得不用長嘯之聲來宣泄。一向豪邁樂觀的詩人現在為何郁悶難結、惆悵竟日呢？第四句點明了原因：“思欲解世紛”。“解世紛”用的是戰國奇士魯仲連的典故。據 《戰國策·趙策》記載，魯仲連本是秦國人，聽說秦兵圍趙，趙王準備接受辛垣衍的主意，以尊奉秦國為帝為條件使秦國退兵。他主動前去見趙國的平原君，責備他說：“我聽說你是奇賢的公子，如今看來名不副實，你把辛垣衍叫來，我要說服他打消帝秦的鬼念頭，讓他離開趙國。”后來，他施展自己的辯才，反復申明帝秦的害處，說得辛垣衍啞口無言，表示再也不敢言帝秦之事。平原君要謝賞他，他拒絕說：“天下奇士所貴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若為圖報，實在是商賈所為。”于是拂袖而去，終生不再見平原君。魯仲連在后世成為為人排憂解難和功成身退的人格典型，李白對他非常仰慕，在詩作中屢屢表白：“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 《古風》 其十)、“所冀旌頭滅，功成追魯連”( 《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理解了 “解世紛” 的精神實質，我們也就理解了詩人“惆悵”的深刻現實意義： 為了解除安史之亂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深重苦難。這是全詩的主旨所在，也是美的思想賴以產生的堅實基礎。

中間八句為第二段，對第一段的 “惆悵”及“欲解世紛” 的宏愿進行具體的闡釋，用了交叉對比的藝術手法。“心隨”兩句緊承上句作正面描寫，突出了理想的宏偉與抱負的遠大，“羞作”兩句是反面的對比。面對“流血涂野草，豺狼盡冠纓” 的殘酷現實，即使已入花甲之年，詩人也不愿象漢初的伏生那樣以皓首窮經為人生的目標。在許多士大夫都把治經當作最神圣的事業的封建社會里，李白這種心系現實、樂在實踐的精神十分難能可貴。“不然”兩句仍是正面抒寫，用了以退為進的方法。如果自己不能“直掛云帆濟滄海”，實現大濟蒼生的政治理想，那也應該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拔劍而起，為國立功。在這里，積極入世的儒家思想與膽大藝高的游俠意識得到了奇妙的結合。“老死”兩句又是反面的對比，認為大丈夫不應老死草莽，而要干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以揚名百世。顯然，這事業就是上文的“解世紛”。

最后四句為第三段，既關合題目，表達出贈人之意，又借人言己，再次申說自己的政治理想： 要象管仲、樂毅那樣為國為民干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決不象長沮、桀溺那樣做逃避現實的隱士。

可以為本詩所表達的美的思想做總結了。它美就美在： 詩中自始至終洋溢著關懷現實、心憂天下的現實主義精神，渴望建功立業、施展才干的英雄主義精神，積極用世、奮發進取的樂觀主義精神。考慮到此詩寫于詩人去世前一年，詩人飽經滄桑，體弱多病，剛在政治上遭受了沉重的打擊，九死一生；考慮到詩人一生糾纏于用世與退隱、進取與享樂的矛盾中，不少作品兼而有之，本詩的思想光輝愈加顯而易見。它美還美在： 寫出了靈魂的深邃，寫出了進取與退隱兩種心理力量的真實拚搏以及進取一方的勝利，寫出了人物性格的豐富性與復雜性，寫出了血肉豐滿的詩人自身。

別林斯基有言：“無論怎樣蓬勃的創作力，如果只把它自己局限于 ‘小鳥的歌唱’，只創造自己的、與當代歷史的及思想界的現實毫無共同之處的世界，如果它認為地面上不值得它去施展本領，它的領域是在云端，而人世的痛苦和希望不應該攪擾它的神秘的預見和詩的冥想的話，——這樣的創造力也只能炫耀一時而已。它無論怎樣巨大，由它產生的作品絕不能伸入到生活里，也不可能在現代或后世人的心中引起熱烈的激動和共鳴。”李白此作，便是對這一論斷的有力論證；李白之所以成為李白，也是對這一論斷的有力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