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叟談五經，白發死章句。

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

足著遠游履，首戴方山巾。

緩步從直道，未行先起塵。

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

君非叔孫通，與我本殊倫。

時事且未達，歸耕汶水濱。

李白是我國古代最富浪漫氣質的詩人，輕財好義，縱酒任俠，豪邁灑脫，天真狂放。他高自期許，抱負宏遠，卻又不屑于科舉致仕，循規蹈矩。他向往的是姜尚、李斯那樣游說萬乘、立取功名的風云人物，是管仲、樂毅、諸葛亮、謝安石那樣安邦定國、匡濟天下的才略之士。他寧肯推崇重義然諾的游俠少年，也不愿仿效矻矻窗牖的文人學者：“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俠客行》)對于不通世變、迂執呆板的儒生，他自然更看不上眼。這樣，當他于開元年間隱居東魯的時候，因居處而生聯想，寫下 《嘲魯儒》 一詩。

該詩吟詠一個歷史典故。據 《史記·叔孫通列傳》，魯人叔孫通曾在秦朝擔任博士，后歸降漢朝。他頭腦靈活，不拘俗禮，見劉邦不喜儒服，便改穿短衣；楚漢爭持時，不向劉邦推薦讀書人，卻舉薦“諸故群盜壯士”；漢朝一建立，又主動要求制訂朝儀，回家鄉招聘諸生，得三十余人。有兩個儒生不但不肯應聘，還指責叔孫通：“公所為不合古。”當即遭到叔孫通的恥笑：“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 (你們真是見識低下的書呆子，根本不懂得隨時變化)。”

李白詩作嘲弄的“魯儒”，就是曾被叔孫通恥笑過的那兩個東魯儒生。魯，古國名，今山東省西南一帶，都城曲阜即孔子出生地，故儒學在魯地最盛。“魯叟談《五經》，白發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前四句是嘲笑魯儒的不學無術。“魯叟”即魯儒，因下句言其“白發”，故以 “叟”稱之。“經濟策”，治理國家的道理和方法；“經濟” 指經世濟民。這幾句大意是說，和年紀一大把的魯儒談起《五經》來，他們雖已鬚發皆白，仍然不理解經書的義理，只限于“章句”(分章析句，即讀書時疏解字句的膚淺階段) 之學。同他們講論治國謀略，他們更是如墜煙霧之中，一點兒都不明白。問 “經濟策” 自然比“談五經”更進一層，涉及經書之外的各種學問，但并未對“經書”本身有所貶抑。文革中搞過評法批儒活動，那時曾有人注解本詩，認為李白看不起 《五經》，實在有違原意。李白只不過是說，魯叟雖然讀了一輩子經書，卻根本沒有讀懂，嘲諷的是 “死章句” 的儒生，并不是 《五經》。“足著遠游履，首戴方山巾。緩步從直道，未行先起塵。”次四句是嘲笑魯儒的呆板迂執。“遠游履”、“方山巾” 都是上古文人的衣飾，這里是說魯儒泥古不化，穿戴不合時宜。“緩步” 與 “起塵”，是說魯儒的行動既遲鈍又滯重。這幾句字面是寫魯儒的穿著舉止，實際是寫魯儒恪守舊禮不肯隨俗的處世態度。“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君非叔孫通，與我本殊倫。時事且未達，歸耕汶水濱。”后六句是表示對魯儒的鄙棄，意謂曾遭受焚書坑儒浩劫的儒生，卻依然不知通達權變，只好讓他們留在老家種田了。“丞相”，指李斯，曾建議焚書；“褒衣人”指褒衣博帶 (寬袍子，寬帶子)的讀書人；“汶水”，魯地的河名。

從字面看，這是對一個歷史典故的具體詠寫。實際上，是詩人生活態度的一篇宣言。對魯儒的否定，表明詩人另有所求。魯儒的拘于俗禮，放蕩不羈的天才詩人當然不可能容忍。詩人當時雖在鄉間隱居，卻并不想皓首窮經，而是打算造就聲名，乘時而起。他總幻想著自己能有不同尋常的機遇，得以大顯身手，因而將隨機應變的叔孫通引為同調，對敢于平視帝王的狂生酈食其更是心神向往：“君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東隆準公。入門不拜騁雄辯，兩女輟洗來趨風。東下齊城七十二，指揮楚漢如旋蓬。”(《梁甫吟》)爾后，他果然得到唐玄宗的特召，一時間躊躇滿志，無限樂觀：“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南陵別兒童入京》)不料很快便遭讒見謗，被皇帝賜金還山，抱負未得施展。然而詩人并未因此灰心，晚年又應邀參加永王幕府，對前途重新燃起極度的熱情：“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凈胡沙”。(《永王東巡歌》 之二) 孰知轉瞬又遭挫折，牽連入獄，長流夜郎。但在途中遇赦時，詩人卻再度充滿自信，自認一定會得到皇帝的重用：“圣主還聽 《子虛賦》，相如卻欲論文章。”(《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詩人的自信和熱情始終不減，其天真和執著，絕非叔孫通式的圓滑，卻同樣有對功名的熱衷。渴望被帝王重用的焦灼急切和對機遇兒童般的單純幻想，實在是只有浪漫的詩人才有的生活理想。這種理想可能不切實際，但卻能抬升詩人的人格，成為抗拒庸俗和拘束的動力，指引詩人追求人生的快意和人性的解放。因而對魯儒的嘲弄，遠遠超出了對史事的吟詠，實際成為對世俗的批判和對禮教的挑戰。詩的前半部，以漫畫化的筆觸勾勒出魯儒的可笑形象。結尾直接吐露自己的決絕態度。“君非叔孫通，與我本殊倫”，在客觀敘寫中融入強烈的主觀色彩，鮮明地顯示出詩人與魯儒格格不入的性格沖突，更由此折射出兩種完全對立的人生理想。然而仔細推究起來，并不是魯儒的可笑激起了詩人另一種人生追求，而是詩人不甘于庸碌生活的豪邁胸懷，憑借身居魯地生發的歷史追懷傾訴出來。有的研究者指出，李白的詩作洋溢著濃烈的主觀色彩，但不是現實的升華，而是理想的外化，在詩中最突出的不是客觀事物的形象，而是詩人的主觀人格。《嘲魯儒》 正是這樣，與其說是對魯儒的揶揄，不如說是對個人情懷的抒寫。天才的詩人，自然有他獨特的藝術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