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詩歌札記·說曹植《浮萍》和《種葛》
在曹植的詩集中,有好幾首是以棄婦自喻的詩篇,如《浮萍篇》、《種葛篇》、《雜詩·攬衣出中閨》以及最膾炙人口的《七哀詩》等,都以類似的題材寫同一主題。諸家注本也毫無例外地把這幾首詩解釋為作者自比棄婦,而把其兄曹丕比作棄婦的丈夫。封建社會有所謂五倫關系,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和朋友。但在古人心目中,兄弟關系甚至要比夫婦關系更為親密。比如《詩·鄴風·谷風》中就有“宴爾新婚,如兄如弟”的說法,而《小雅·常棣》中則把夫婦關系和兄弟關系相提并論:“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常棣》一詩,本是專談兄弟關系的,而詩人卻以夫婦間親昵關系來比喻兄弟間的和睦融洽。明乎此,再來讀曹植的詩,就會有更深的理解了。
曹丕同曹植,既是同胞兄弟,又是君臣關系。以夫婦喻君臣,自屈原《離騷》發其端,人們誠不難理解;而以夫婦的燕婉綢繆比喻兄弟間的親密無間,在曹植筆下也是順理成章的。而自曹丕稱帝之后,不但不肯重用自己的同胞手足,反而猜忌不已,甚至如曹彰等竟遭到曹丕的毒手。如果不是卞太后從中護持,連曹植也將死于非命。這就是曹植寫這一類棄婦主題的詩篇的特定背景。
我們先看《浮萍篇》:
浮萍寄清水,隨風東西流。結發辭嚴親,來為君子仇。恪勤在朝夕,無端獲罪尤。在昔蒙恩惠,和樂如瑟琴;何意今摧頹,曠若商與參。茱萸自有芳,不若桂與蘭。新人雖可愛,不若故人歡。行云有返期,君恩倘中還! 慊慊仰天嘆,愁心將何愬! 日月不恒處,人生忽若寓。 悲風來入懷,淚下如垂露。發篋造新衣,裁縫紈與素。
此詩屬相和歌辭,清調曲。開頭二句以浮萍起興,與《雜詩》中“寄松為女蘿,依水為浮萍”同意。詩人以浮萍比喻荏弱女子,她必須依附于水中才能生活(當然水是比喻男子和丈夫的)。盡管如此,浮萍的命運還是飄忽不定的,只能“隨風東西流”,任人擺布。三、四兩句寫自己很早就成為丈夫(君子)的配偶。古代男子二十歲,女子十五歲,開始綰發成髻,男子加冠而女子加笄,作為成年的標志,這就叫“結發”。男女一成年,婚嫁就提上了日程,所以有“結發夫妻”這個成語。仇,配偶。這兩句是說自己十五歲一成年就辭別父母,嫁到夫家,成為君子的配偶。五、六句寫自己突然遭到意外的災難。本來自己從早到晚都恪守婦道敬事其夫,辛勤勞苦自不必說,結果卻無緣無故獲得了罪愆。以上六句為一韻,簡述自己嫁后的命運。然后以“在昔”四句為一韻,把今昔作一簡括對比。言在昔初婚時蒙丈夫恩愛相待,和美歡樂如琴瑟之諧調,即用前面所引述的《常棣》詩意。“摧頹”猶言蹉跎、毀壞。“曠”,遠。參星在西,日沒時出現;商星在東,日出前出現。兩者永遠碰不到一起。而現在則夫婦早晚永不見面,如同參與商之永相暌隔。始為琴瑟,終成參商,這是做婦女的不幸,而這種不幸乃純由男子厭舊喜新所造成。所以這種今昔對比手法已含有譴責男子之意。接下來“茱萸”六句為一韻,又以新人與舊人相對比。新人之芳香如茱萸,而自己的品質如蘭桂,新故相對,舊人的可愛處應該更多一些,而其夫卻不能辨別賢愚美惡。趙幼文《校注》:“茱萸香氣辛烈,不及蘭桂馨逸之淡遠。古人常以茱萸象征小人,而以蘭、桂比喻賢者。”但詩人忠厚為懷,而且做為棄婦身分,始終處于被動地位,只希望丈夫能回心轉意。所以說“行云有返期,君恩倘中還。”天上飄逝的行云還有返回的可能,夫君的恩愛或許會再次想到自己吧。“中還”,中途折返的意思。出語委婉,把一腔哀怨化為無可奈何的期望,此即漢儒所謂的“溫柔敦厚”也(參閱陳詐明《采菽堂古詩選》)。
最后八句改用去聲韻,感情突變,長久壓抑在心底的煩冤郁悶如火山迸發,一氣發泄出來。“慊慊”,心有遺憾不能滿足之貌。“愬”,同訴。“日月不恒處”,等于說時光不能久留。“寓”,寄。以上四句寫愁怨無處傾訴,而時不我待,人的一生正如寄居逆旅,生命很快就要終結。于是逼出下面的兩句:“悲風來入懷,淚下如垂露。”這正是情不自禁的結果,不得不迎風灑淚了。末二句寫自己打開箱篋找出衣料,準備縫制新衣,似與上文不相銜接。趙幼文解釋道:“此托喻于棄婦,雖望舊恩中還,然微示決絕之意。亦恥于媚以求親,不欲委宛以自容,而自樂其樂,以盡余年。”“微示決絕之意”則有之,“自樂其樂,以盡余年”,則不知何指。大約他把末二句的準備裁制新衣理解為自樂其樂了。這恐怕是不確切的。鄙意末二句乃暗用屈原《離騷》“進不入以離(罹)尤分,退將復修吾初服”之意。裁縫新衣,即“復修初服”也。言己既身為棄婦,遭逢冷遇,亦惟用紈與素裁縫新衣,使自己的品質更加美好,更加芳馨,更加無瑕疵可指。這也正是《離騷》中“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茍余情其信芳”的另一種表現手法。
下面再看《種葛篇》:
種葛南山下,葛藟自成陰。與君初婚時,結發恩義深。歡愛在枕席,宿昔同衣衾。竊慕棠棣篇,好樂如瑟琴。行年將晚暮,佳人懷異心,恩紀曠不接,我情遂抑沉。出門當何顧,徘徊步北林。下有交頸獸,仰見雙棲禽。攀枝長嘆息,淚下沾羅衿。良馬知我悲。延頸對我吟。昔為同池魚,今為商與參。往古皆歡遇,我獨困于今。棄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任!
此詩為樂府雜曲歌辭,與《浮萍篇》是姊妹之作,但寫作手法有所不同。從整體上看,其不同處有三:一、《浮萍篇》用筆較直,中間用今昔對比和新舊人對比兩個層次以抒情志,最后歸結到“復修初服”借以自勖。《種葛篇》沒有涉及第三者,只就棄婦本身遭遇傾訴內心痛苦,而后半用鋪陳寫法,為《浮萍篇》所無,卻沒有“復修初服”的一層意思。二、《浮萍篇》雖用了《詩·棠棣》(即《常棣》)篇中的典故,卻沒有點明出處;此詩則明言“竊慕棠棣篇”,雖仍寫夫婦之情好,而《棠棣》一詩本是專門寫兄弟間的關系的,這就等于作者不僅寫出謎面,而且連謎底也和盤托出了。這樣,反映兄弟失和的詩旨也就表露得更加明確。另外,詩中還有“昔為同池魚,今為商與參”兩句,“同池魚”的說法有似于《七步詩》里說的“本是同根生”,這同樣也表明自己與曹丕的特定關系。三、此詩最末二句“棄置委天命”云云一層意思是《浮萍篇》里所沒有的。此外還有一點,《浮萍篇》四易韻腳,段落分明;此詩雖一韻到底,卻也分成四段,層次亦極清楚。此則異中有同之處。
此詩開頭二句以葛藟起興,蓋用《詩·周南·樛木》“南有樛木,葛藟縈之”之典,卻沒有提及樛木,與《浮萍篇》用雙筆起興者亦小異其趣。接下來寫“與君初婚時”情景,共六句,極寫雙方相愛情狀,但中間點明“棠棣”字樣,詩旨已明。“行年”以下四句,仍先從女方寫,“行年將晚暮”是說自己,“佳人”猶言“美人”,則指對方,古人說“美人”或“佳人”并不專指女子。“佳人懷異心”,乃自屈原《抽思》濃縮而成。《抽思》云:“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小如按:此即幽期密約之謂,歐陽修[生查子]‘人約黃昏后’實用此典);羌中道而回畔兮(指中途變卦),反既有此他志。”“懷異心”與“有他志”正是同一語義。紀,事;“恩紀”,猶言恩愛之事。“曠不接”,等于說久不接觸,即很久沒有獲得丈夫給予自己的恩愛了。故下面一句仍從女子方面說,“我情遂抑沉”,言自己的衷曲無由表達,只能沉抑在心。從“出門當何顧”到“今為商與參”共十句,借散步北林(“北林”亦有典,詳下《說曹植〈雜詩〉三首》)把場面鋪開,以“交頸獸”、“雙棲禽”反襯己之孤獨無依。“攀枝”二句與“北林”句相照應,表示身在林中,是寫實也是渲染。“良馬”二句寫得極為動人,詩人用移情手法把馬也寫成有感情、有靈性的動物,這就透過一層體現出連無知的馬都比做為萬物之靈的人更具有同情心。作者在《浮萍篇》和本篇都用了“參商”的典故,雖含有彼此永遠不能相見之意,卻也說明詩中有反映兄弟間發生矛盾的內容。《左傳》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沉,居于曠林(曠野林間),不相能也(彼此不和)。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后帝指堯,不臧,不以為善),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沉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后世乃以兄弟間彼此不睦為“參商”,可見曹植屢用此典是義涵雙關的。“往古”二句,“歡遇”的“遇”,趙幼文釋為“媾”,極是。意思說從古以來夫婦間的關系都是歡喜和美的(言外指兄弟間也應如此),只有自己卻因被棄而處于困境。最后兩句,意思說如果我把這事丟開不想,一切委之于天命,那恐怕連老天爺也承受不了吧。《詩·王風·黍離》有“悠悠蒼天”,《小雅·巧言》有“悠悠昊天”之句,知“悠悠”乃“天”之代稱。黃節注本釋“悠悠”為“憂”,似與上文意思重復。且上句既言委諸天命,下句又說憂不可堪,也覺不甚連貫,故不取。
此詩結構整飭,層次分明。開頭八句寫初婚歡愛,中以四句為小結,作今昔對比;自“出門”以下十句鋪開場景,從側面把內心憂傷展示出來,然后又以四句做為總結,寫自己困境連上天也無法承受,詩意愈深而文情益苦。趙幼年注謂此詩:“但存委曲求全之思而歸于天命”,似尚未搔著癢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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