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歐陽修《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并序》原文|注釋|賞析
歐陽修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
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后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于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為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為太傅,考諱墉為太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
公少有大節,于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其所有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圣賢不能必,吾豈茍哉?”
天圣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為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后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托先帝,保佑圣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 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
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余,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幸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 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為陜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
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
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于延州筑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于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蘆,于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筑城,至于版筑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 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于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
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
初,西人籍為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為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于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挽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
自公坐呂公貶,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歡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群議而用之。
慶歷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為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嘆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后,而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 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幸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為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東陜西宣撫使。至,則上書愿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陜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才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
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輿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恤之甚厚。
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泛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眾。及其世次、官爵,志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系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
銘曰:
范于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群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后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并序》,是北宋文壇領袖、大散文家歐陽修為悼念已故政治家、軍事家范仲淹而精心構制的一篇碑文。全文共分兩大部分,即前面的《序》和后面的《銘》。《銘》作為一種頌揚文字,其思想意義不是很大,文章的價值,主要體現在那長達兩千余字的《序》里。
這篇《序》,實際上是一部人物傳記。全文大致可分為八個段落,各段之間既相對獨立,又相互關聯,多角度、多層次地概括了范仲淹一生的志趣、際遇及其事業成就。
從“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起,至“妣謝氏為吳國夫人”止,是文章的第一段。作者起筆,未言其生,先述其死,這就自然而然地渲染了一種悲哀的氣氛,寄托了他對逝者的悼念之情。接著又用例敘法,追述了范仲淹的家世,穿插介紹了他的父親范墉。而后筆鋒一轉,言歸正傳,系統地交代了青少年時期的范仲淹貧困好學、立志不凡以及中舉、選官以后,皇帝對他家祖宗三代的封贈等一系列事實。短短二百余字,有鋪陳、有追敘、有穿插、有順帶,詳略得宜,字無虛設,真是非大手筆不能為也! 其中敘述范文正公青少年時期一節,是本段的中心。從“其起居飲食人民不堪,而公自刻益苦”、“為文章論說,必本于仁義”這些話語里,可以分明地看到了一個胸懷博大、意志堅韌的青年學子的光輝形象。這些,正是范仲淹能夠成為一代名賢的思想基礎,他步人仕途后能夠有所作為、不同凡響,在這里已經植下根因。
第二段正面點明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高風亮節,提綱挈領,照應全篇。對于這位時賢,歐陽修是推崇備至的,且看他筆下由衷的贊語:“公少有大節,于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這絕不是一般空泛的溢美之詞,而是范文正公一生實踐的真實寫照。為了說明這一點,歐陽修在后文提出了一系列無可辯駁的事實——
對待章獻皇太后的態度就是一例。據《宋史·后妃傳》記載:貞宗皇帝駕崩,遺詔尊皇后劉氏“為皇太后,軍國重事,權取處分,于是五日一御承明殿,帝位左,太后位右,垂簾決事。”這可是一位凌駕于皇帝之上的炙手可熱的人物,群臣諂媚尚恐來不及,范仲淹卻偏偏敢于得罪。冬至這天,為慶賀太后壽誕,群臣大會前殿,皇帝準備親率百官給太后拜壽。司職官員已經做出了具體安排。范仲淹擔心此事“開后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不識趣地上疏諫上,甚至公開要求還政于天子,不僅掃了太后的興,而且觸動了她心中的忌諱,結果被趕出京師,作了河中府的通判。然而,當太后逝世之后,那些了解“上幼沖即位,章獻性嚴,動以禮法禁約之,未嘗假以顏色”(《涑水記聞》卷八)這一內情的人,“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的時候,范仲淹又獨以“太后受托先帝,保佑圣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為理由,主張“掩其小故,以全大德”。清初散文家儲同人讀到這里,情不自禁地贊道:“忤太后于臨朝聽政之時,而護持于身后攻擊之日,此趨舍不避利害之大者。”確實,范仲淹這種不計個人恩怨得失,處處以大局為重的無私無畏的精神,是很值得后人景仰和效法的!
如果說范仲淹掃章獻太后之興時還隱約有一位少年皇帝可作為后臺的話,那么在廢郭皇后問題上與皇帝的抗顏廷爭,則表現了他在是非面前寧置身家性命于不顧,也不肯茍且迎合的原則性與勇氣。史載:仁宗郭皇后,天圣二年(1024)立。與皇帝寵幸的另兩個妃子尚美人、楊美人有矛盾。一次,尚美人在皇帝面前進讒,恰被郭后聽見,一時氣忿,上前刮尚的耳光,不料一把誤抓在起身遮護尚氏的仁宗皇帝的面頰上。這一下闖了大禍,龍顏大怒,于是下詔廢后。家務事本就難斷,更何況這是發生在皇帝家里的糾紛呢?范仲淹偏偏要去斷,又是上書,又是廷辯,三番五次為郭后鳴不平。結果皇后沒救成,自己反被“貶知睦州,又徙蘇州”,差一點掉了腦袋。
他在外坐了一年多的冷板凳,召還以后,仍不改其耿直忠藎的秉性,“益論時政闕失”,引起“大臣權幸多忌惡之”。果然,沒過多久,這位先生又因不滿意某些人奉行的任人唯親的做法而和當朝宰相呂夷簡發生正面沖突,結果是“坐落職知饒州”。
歐陽修在列舉上述事實時未加任何個人褒貶,只是將矛盾的過程客觀地展現出來,讓讀者自己去判斷是非。其中穿插敘述的范仲淹治理開封時的政績一節,也只用“公治有聲,事日益簡”八字輕輕帶過。這種讓事實說話的表現手法,較之那種公開的評說,高出又何止一籌呢?
四、五兩段寫范仲淹任職陜西,經略西夏時的功績。側重點已由對其人品的稱頌過渡到表現他的將略才干與膽識上。
趙元吳原姓拓跋氏,其先人于太平興國七年 (982) 率族人入朝,太宗皇帝賜姓趙氏。元昊于宋仁宗寶元元年 (1038) 即夏國皇帝位后,國勢日盛,經常派兵騷擾宗國邊境,對宋王朝構成了很大的威脅。從文中“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這一節可以看出: 范仲淹經略陜西,乃是受命于危難之時。在敘述范仲淹的功績之前,作者故意放開一筆,巧妙地拈出范在外交當中“生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一事,不惟避免了文章的平鋪直敘,而且從側面道出了主人公當斷不疑、當仁不讓的果敢精神,為后文的進一步描述,伏下了有力的一筆。
“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是歐陽修對范仲淹所作的一個客觀評價。文章著重介紹了范仲淹到職后采取的兩大措施: 一是加強防務,作長遠打算,未求獲勝,先求不敗。如在延州筑青澗城,墾植營田、修復承平和永平兩處廢寨; 在慶州筑城于大順和細腰胡蘆,占據要津,以防敵變等。二是根據當時邊制久廢。武備松弛,兵將互不相識的狀況,整肅軍紀、確定編制、嚴格訓練。此法首先在延州實行,然后推而廣之,“諸路皆用以為法”。這兩項措施的實行,使得宋軍的防衛和進攻能力都大大提高了,從而從根本上扭轉了敵強我弱的被動局面。其結果是“公居三歲,士勇邊實”,迫使趙元昊不得不“數遣使稱臣請和”。
歐陽修是用文學表現手法來為范仲淹作傳記的,因此,他筆下的史實,已非簡單的事件記錄,而是貫注了形象塑造的意圖在內。如寫范仲淹領軍筑大順城時的嚴守機密,寫他臨河拒敵,料敵決勝時的精明機警,寫他將自己所得的獎賞全部用皇上的名義分賜諸將的良苦用心,以及會見敵酋時“召之臥內,屏人徹 (徹通撤) 衛,與語不疑”的識見與膽略等,無不繪聲繪色,形象畢然。此外,歐陽修在著力描述范文正公威嚴、果敢的將略才干的同時,并未忽略他寬柔、仁厚的一面,于大事敘畢之后,忽然一逆筆鋒,順勢補出了這位偉人治軍經武時所施行的兩項仁政。其一是革除鄉兵黥面的做法,改為刺手作記 (按: 宋夏戰爭期間,朝廷采用韓琦的建議,抽點邊民為鄉兵,以補兵力之不足。為加強禁約。所點之兵俱在臉上刺字,邊民對此惶懼不已),安定人心。戰爭結束以后,只有范仲淹部下的鄉兵“獨得復為民”。其二是在防務得到加強的基礎上,將正規部隊適量地移駐內地就食,從而緩減了邊民的軍食和勞務負擔。作者忙中偷閑綴出一筆,看似平常,實則起到了豐滿人物形象,使之呈立體感的關鍵作用。
第六段一開頭,便以回環之筆再次提起范、呂矛盾一段公案,照應前文。不同的是,這里已非矛盾的重復,而是接述在新的形勢面前,兩人矛盾的冰釋。“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歡然相約,戮力平賊”,這一交代,不惟進一步展示了范仲淹博大的胸襟,而且順帶為呂夷簡做了開脫。真可謂一箭雙雕,事半功倍。而后筆法又是一變,轉入對范仲淹由樞密副使到入閣拜相以及因改革弊端而得罪權貴,被再度擠出京師,貶放外任等一系列事件的敘述。其中對范仲淹執政期間所奉行的施政方針,論說較為詳盡,如“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減任子之數”、“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等。這些方針,在當時無疑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可惜因頑固勢力的阻撓而未能真正實行到底。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列舉上述方針之前,特別講了皇帝開天章閣,受以紙筆,命范仲淹當面陳疏,而“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一事。這一細節描寫決非閑筆,它恰恰說明了范仲淹施政方針的出臺,是經過了反復權衡、深思熟慮的。正因為如此,這些方針在范仲淹罷相之后,被有司悉數奏罷,就更加令人感到惋惜和不平。很顯然,歐陽修是帶著強烈的感情來描繪上述事件的,他的同情、他的憤慨、他的不安,文中雖未明言,但已從字里行間隱隱約約地流露出來了。
第七段寫范仲淹的以身殉職,與文章的開頭遙相呼應。夏人臣服以后,范仲淹在陜西的使命已經完成,身體也染上了疾病,于是請求改守鄧州。三年以后,又求知杭州,再徙青州。這時他的病情越發嚴重了,再次請求改知潁州,結果被人用單架抬著路經徐州時,便溘然長逝,最終未能到達任所。這一天是皇祐四年(1052)五月二十日。范仲淹臥病之時,皇帝曾“賜藥存問”,死后又“輟朝一日”,可見朝廷對于這位賢臣,還是恩寵有加的。但他本人的遺表,卻未提任何個人要求,這種和他一生志趣與追求相始相終的無私精神,是多么令人感動,令人敬佩啊!
結尾一段屬于敘事之余的補筆,系用抽象表現法全面介紹范仲淹的為人。“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寫其簡樸;“臨財好施”寫其仁厚;“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寫其清廉;“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寫其威望。一筆一事,一事一意,巧妙地將全文作了一個總的收束。最后一句表明作《銘》的主旨:凡墓志上、家譜中、有司的記錄里已經寫了范公的世次官爵等內容,俱不一一重復,只將其“系天下國家之大者”表述出來。
《銘》文基本上是復述《序》文的內容。所不同者是增加了頌揚皇家恩德的成分。如文中多次出現“天子用公”、“帝命公往”、“帝趣公來”、“天子之明”等一類字眼,這表明作為封建士大夫的歐陽修,盡管才華出眾,識見超凡,但在制作《銘》、《志》等模式文章時,仍不能擺脫當時的通例。這種現象,是歷史的局限性使然。作為后人,絕不可用當代人論事的標準去苛求前人。何況從藝術的角度看,這《銘》文還是寫得相當優雅的。
總之,這是一篇在多如牛毛的碑銘墓志中難得一見的上乘之作。文章大開大合,氣勢雄渾; 疏密相間、首尾圓合,極盡變化。其敘事言情,時如巨浪排空,奔騰咆哮; 時若幽泉出谷、婉轉低回。而對賢哲的推崇之至,對世事的感慨之深,又能使人掩卷之后,仍然回味無窮。“人間不朽是文章”,讀完《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并序》,我們要說:文章的不朽,與賢哲的不朽是并行不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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