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jīng)典文章賞析·蘇轍《刑賞忠厚之至論》原文|注釋|賞析

蘇轍

古之君子立于天下，非有求勝于斯民也。為刑以待天下之罪戾，而唯恐民之入于其中以不能自出也;為賞以待天下之賢才，而唯恐天下之無賢而其賞之無以加之也。蓋以君子先天下，而后有不得已焉。夫不得已者，非吾君子之所志也，民自為而召之也。故罪疑者從輕，功疑者從重，皆順天下之所欲從。

且夫以君臨民，其強弱之勢，上下之分，非待夫與之爭尋常之是非而后能勝之矣。故寧委之于利，使之取其優(yōu)而吾無求勝焉。夫惟天下之罪惡暴著而不可掩，別白而不可解，不得已而用其刑;朝廷之無功，鄉(xiāng)黨之無義，不得已而愛其賞。如此，然后知吾之用刑，而非吾之好殺人也;知吾之不賞，而非吾之不欲富貴人也。使夫其罪可以推而納之于刑，其跡可以引而置之于無罪;其功與之而至于可賞，排之而至于不可賞。若是二者而不以與民，則天下將有以議我矣。使天下而皆知其可刑與不可賞也，則吾猶可以自解;使天下而知其可以無刑可以有賞之說，則將以我為忍人而愛夫爵祿也。圣人不然，以為天下之人，不幸而有罪，可以刑，可以無刑，刑之而傷于仁;幸而有功，可以賞，可以無賞，無賞而害于信。與其不屈吾法，孰若使民全其肌膚保其首領(lǐng)而無憾于其上?與其名器之不僭，孰若使民樂得為善之利而無望望不足之意? 嗚呼，知其有可以與之之道而不與，是亦志于殘民而已矣!

且彼君子之與之也，豈徒曰與之而已也，與之而遂因以勸之焉耳。故舍有罪而從無罪者，是以恥勸之也; 去輕賞而就重賞者，是以義勸之也。蓋欲其思而得之也。故夫堯舜三代之盛，舍此而忠厚之化亦無以見于民矣!

本文作于嘉祐二年 (1056)，蘇轍與兄蘇軾參加禮部考試時，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歐陽修為主考官，國子監(jiān)直講梅堯臣負責禮部考試，試題是《刑賞忠厚之至論》。這是古代關(guān)于賞罰的論文。

蘇轍的文章從古代君子所以制定刑賞拓開筆端，“為刑以待天下之罪戾，而唯恐民之人于其中以不能自出也; 為賞以待天下之賢才，而唯恐天下之無賢而其賞之無以加也”。接著指出，君子制定刑賞首先是為了天下百姓，而后才是“不得已”的，而君子“不得已”制定刑賞，“非吾君子所志也，民自為而召之也”。即使這樣，君子本著“非有求勝于斯民”之心，在施行刑賞時，“罪疑者從輕，功疑者從重”以“順天下之所欲從”，意含刑賞應(yīng)以忠厚仁愛為本。文章發(fā)端即緊扣題目。往下，先就“不得已”展開論述，“夫惟天下之罪惡暴著而不可掩，別白而不可解，不得已而用其刑; 朝廷之無功，鄉(xiāng)黨之無義，不得已而愛其賞”。可見，“為刑”并非君子好殺人，“為賞”并不是不想讓人富貴，此皆“民自為而召之也”。自古以來，封建君主就是正義、完美的化身，天下一切罪過都從民出。這種封建的正統(tǒng)觀念反映在蘇轍身上，是不足為怪的。但是，作者認為，刑也好，賞也罷，如果僅以此為手段，不會起到勸善懲惡的作用，也不會有忠厚之化可言，因此，“圣人不然，以為天下之人，不幸有罪，可以刑，可以無刑，刑之而傷于仁;幸而有功，可以賞，可以無賞，無賞而傷于信”。以孔孟對待刑賞的忠厚仁愛為本，才是刑賞的根本，這樣，百姓才能“無憾于其上”，才能“樂得為善之利而無望望不足之意”。最后，文章進一步指出，以忠厚仁愛為本的刑賞，還具有“勸”的作用，“舍有罪而從無罪者，是以恥勸之也; 去輕賞而就重賞者，是以義勸之也。”，并以堯舜禹三代之盛為例，說明“舍此而忠厚之化亦無以見于民矣”! 卒章顯志，點明題旨。

全篇行文如剝竹筍，層層深入，論述了刑賞與忠厚之至的關(guān)系。認為，國家沒有刑賞，就不能懲惡獎善，無法立足于天下; 而在施行刑賞時，又須以孔孟的忠厚仁愛為本，“罪疑者從輕，功疑者從重”，這樣才能達到刑賞的目的，百姓中才有忠厚的風尚。蘇轍的這篇文章與其兄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比較來看，思想內(nèi)容是一致的，字里行間充滿以仁政治國的思想，顯露出治國平天下的強烈愿望。

孔孟之道的核心是一個“仁”字。深受儒家正統(tǒng)思想濡染的蘇氏弟兄的文章里，一以貫之的自然是“罪疑者從輕，功疑者從重”，以忠厚仁愛去施行刑賞的主張。蘇軾文中曰：“以君子長者之道治天下，使天下率而歸于君子長者之道。”“君子長者之道”，就是有儒家提倡的仁愛忠恕的品德，即忠厚。蘇轍文中說：“圣人不然，以為天下之人，不幸而有罪，可以刑，可以無刑，刑之而傷于仁;幸而有功，可以賞，可以無賞，無賞而害于信。”“舍有罪而從無罪者，是以恥勸之也;去輕賞而就重賞者，是以義勸之也。”引經(jīng)典為據(jù)，以圣人為軌范，核心還是仁、義。

蘇轍弟兄二人，“皆師先君”，以乃父蘇洵為師，熟讀經(jīng)史，縱古論今，文如泉涌，胸懷壯志。蘇軾有詩云：“我昔家居斷往還，著書不復(fù)窺葵園”(《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又云：“我時年尚幼，作賦慕相如”(《答任師中家漢公》)。蘇轍也說：“念昔各年少，松筠悶?zāi)宪帯ｉ]門書史叢，開口治亂根。文章風云起，胸蕩渤澥(渤海)寬。不知身安危，俯仰道所存。”(《初發(fā)彭城有感，寄子瞻》)。這些詩句反映了他們積極入世的遠大理想和抱負。《刑賞忠厚之至論》正是這對青年才子設(shè)計的治國興邦的藍圖。自從漢武帝“獨尊儒術(shù)”以來，中國封建社會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不得不將尊儒作為登上仕途，獵取高官厚祿的門徑，蘇轍弟兄也不例外。歐陽修等人賞識蘇氏兄弟二人(尤其是蘇軾)，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應(yīng)試的文章思想內(nèi)容符合歐陽修等人的政治主張——以仁政治國的儒家思想。

蘇轍弟兄是繼歐陽修之后，大力反對空洞無物，浮艷艱澀文風，提倡韓柳古樸文風的積極分子，并以自己的大量文章，為古文運動取得實績貢獻了力量。但他們文章風格卻迥然各異。首先是二人的性格不同。蘇洵在《名二子說》中寫道：“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軾是車上用作扶手的橫木，是露在外面的，因此說：“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蘇軾性格豪放不羈，鋒芒畢露，確實“不外飾”，結(jié)果一生屢遭貶斥，險些被殺頭。蘇洵又說：“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轍是車之碾過的印跡，它既無車之功，也無翻車之禍，“善處乎禍福之間。”蘇轍性格平和淡泊，深沉不露，所以在以后激烈的黨爭中，雖然也屢遭貶斥，但終能免禍，悠閑地度過了晚年。

蘇軾所作《刑賞忠厚之至論》說理透辟，氣勢雄渾，洋洋灑灑，縱橫恣肆，雄辯服人。梅堯臣讀到此文，覺得“有孟軻之風”，推薦給歐陽修看。歐陽修看罷，“驚喜以為異人”。他曾問蘇軾，文中所舉“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一事，見于何書? 蘇軾以《三國志·孔融傳》中，孔融以曹操把袁熙妻賜給曹丕，度想武王伐紂以妲已賜了周公，回答歐陽修說，自己這樣寫“意其如此”“想當然耳”。歐陽修驚嘆道：“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蘇軾文章豪放恣肆的風格，由此略見一斑。蘇轍不同于兄長，“沉靜簡愛”的性格稟賦，養(yǎng)成了“汪洋澹泊”的文章風格。本文中沒有蘇軾那樣“想當然”的大膽創(chuàng)造史例，而是以考論古今成敗得失，尊圣人之道為本，語言曉暢，態(tài)度平和，不務(wù)空言，他從古代君子立天下的目的發(fā)端，指出“為刑”、“為賞”是“先天下，而后有不得已焉”，接著抓住“不得已”展開深入的論證，以“圣人”對待刑賞的態(tài)度和做法，得出結(jié)論“堯舜三代之盛，舍此而忠厚之化亦無以見于民矣”。與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相比，本文雖然在氣勢、深度、論辯力量上尚有差距，但仍然不失為浮艷文風盛行時的一篇矯時力作。兄弟二人各騁才思，受到歐陽修的激賞，并同科登第。這時，蘇轍年僅1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