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長恨歌》愛情詩詞原文與賞析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

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

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

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

云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

承歡侍宴無閑暇，春從春游夜專夜。

后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

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

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驪宮高處入青云，仙樂風飄處處聞;

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

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余里;

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

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

黃埃散漫風蕭索，云棧縈紆登劍閣。

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

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

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

天旋地轉回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

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

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

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

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

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

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

梨園弟子白發新，椒房阿監青娥老。

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

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

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

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

為感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

排空馭氣奔如電，升天入地求之遍;

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

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

樓閣玲瓏五云起，其中綽約多仙子;

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

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

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里夢魂驚。

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

云髻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

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

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

含情凝睇謝君王; 一別音容兩渺茫。

昭陽殿里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

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

唯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

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

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

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

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

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白居易的《長恨歌》是膾炙人口的名作。

從結構上看，全詩分兩大部分。從開頭到“驚破霓裳羽衣曲”是前一部分，寫的是安史之亂以前的唐玄宗、楊玉環。

第一句“漢皇重色思傾國”統攝全篇。男主人公以“重色思傾國”的形象出場，女主人公自然就以“傾國”之“色”作為“思”的對象而跟著出場。作為“漢皇”的主人公不“重德思賢才”，卻“重色思傾國”，能干出什么好事來呢? 只七個字，就概括了人物的主要特點，確定了情節發展的方向，體現了作者對人物的態度。“傾國”一詞，本來指能夠使全國人傾倒的美色，但在這里卻具有雙關意義。前人已經指出：“思傾國，果傾國矣! ”詩的前一部分，正是寫唐玄宗由“思傾國”而怎樣弄出了一個“傾國”(國家傾覆)的結局的。

詩人緊緊抓住“重色”的特點塑造唐玄宗李隆基的形象。在楊玉環入選以前，他“求”傾國之色已有“多年”。“后宮佳麗三千人”，就是多年“求”來的。但因為都不是“傾國”之“色”，所以還在繼續“求”，終于“求”到了楊玉環。于是，“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完全沉溺于酒色歌舞之中了。

詩人從表現李隆基“重色”的角度塑造了楊玉環的形象。一個“重色”，另一個以“色”邀寵。“回眸一笑百媚生”，“侍兒扶起嬌無力”，“春從春游夜專夜”，“金屋妝成嬌侍夜”等許多詩句，都不僅寫她有“色”，而且著重寫她以“色”邀寵。著重寫以“色”邀寵，就有助于進一步表現李隆基如何“重色”：僅僅由于愛楊玉環的“色”，就讓她的“姊妹兄弟皆列土”，則政治上腐敗到何等程度，也就不言可知了。

前代的某些評論家不同意或者不理解作者圍繞李隆基“重色”和楊玉環以“色”邀寵這個中心塑造李、楊形象的藝術構思，指責說：“其敘楊貴妃進見、專寵、行樂事，皆穢褻之語。‘侍兒扶起嬌無力’以下云云，殆可掩耳也。” (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又指責說：“‘回眸一笑百媚生’，乃形容勾欄妓女之詞，豈貴妃風度耶? ”(張祖廉：《定庵先生年譜外紀》)這正好從反面說明，在詩的前一部分里，詩人對李、楊的荒淫生活是作了大膽的暴露和批評的。

題目是《長恨歌》，不言而喻，重點在于歌“長恨”。在安史之亂以前，李、楊樂個沒完，有什么“恨”?然而事物往往向反面發展，如果處理不當，“樂”會導致“恨”。在詩人的藝術構思里，這前一部分，正是寫致“恨”之因。因為重點是歌“長恨”，所以這致“恨”之因寫得很集中，只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即以“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兩句收上啟下，為李、楊的“長恨”譜寫哀歌。

后半篇寫“長恨”本身，一氣舒卷，轉落無跡;但從情節的發展和人物的心理變化看，仍可以分出若干層次。

從“九重城闕煙塵生”至“回看血淚相和流”，緊承前半篇的結句，寫李、楊在安史之亂和馬嵬兵變中結束了荒淫生活，演出了生離死別的一幕。據史書記載，“六軍不發”的原因，主要是要殺釀成安史之亂、導致潼關失陷的禍首楊國忠及其“同惡”。但真正的禍首，實際上是李隆基。對此，詩人在前面已作了有力的表現。李隆基如果重德任賢，不因楊妃的裙帶關系而讓她的“姊妹兄弟皆列土”，楊國忠又如何能把持朝政? 詩人的難能可貴之處，正表現在他沒有象有些封建文人那樣不惜掩蓋馬嵬兵變的真象，為李隆基開脫，說什么“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死”;而是如實地寫出李隆基被逼得“無奈何”，干瞅著他心愛的妃子“馬前死”。這不是分明表現出這個禍首已受到“六軍”的懲罰了嗎? 詩人不僅如實地寫出李隆基賜妃子死，是出于被迫，而且用“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等詩句，表現了他對楊妃的戀戀不舍之情。這樣，李隆基這個人物“重色”的性格特征就不是“改”掉了，而是向前發展了。那“傾國”之“色”已被逼而死，而他仍思念不已，這就產生了“長恨”。行文至此，已由李、楊致“恨”之因寫到“長恨”本身。

從“黃埃散漫風蕭索”至“魂魄不曾來入夢”，寫李隆基在入蜀途中，在蜀中的“行宮”，在回京經過馬嵬坡的時候，在回京以后的各種場合，春夏秋冬，朝朝暮暮，總是觸景生情，見物懷人，一心想著已死的妃子。從“臨邛道士鴻都客”至篇末，于幻想的神仙境界中刻畫了楊玉環的形象，表達了死者對生者的無限相思。生死相思而永無見期，這就是“長恨”。那么，為什么會產生這種“長恨”呢? 詩人沒有明說，也用不著明說，這是需要從全篇的藝術形象中去領會的。

《長恨歌》的藝術成就表現在許多方面，這里只提一下幾個顯著的藝術特點。

一、跟著人物性格的發展而發展情節、結構作品、表現主題。一開頭就揭示出唐玄宗的主要性格特征——“重色”，然后從各個側面進行刻畫，情節也就跟著向前發展：安史之亂、馬嵬兵變、逃至蜀中，這是“重色”的進一步表現。因為主線分明，所以剪裁得當，結構謹嚴。例如寫到楊妃對方士講了“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的誓言以后，即戛然而止，以“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點明“長恨”，結束全詩，不寫方士復命和李隆基的反應。因為人物的性格至此已無可發展，就不必浪費筆墨了。

二、善于通過人物對事件、環境的感受和反應來表現人物的感情，因而常常把敘事、寫景和抒情結合為一。例如“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只兩句就概括了馬嵬兵變，這是最精煉的敘事;但楊妃“宛轉”求救的神態，也和盤托出，又是描寫;而這，又主要是寫李隆基的感受和反應，表現他“無奈何”的心情，具有濃烈的抒情色彩。至于寫李隆基觸景念舊，見物懷人的那些詩句，這個特點表現得尤其突出。

三、語言精煉而流暢，優美而易懂，具有鮮明的形象性和音樂性，往往只一兩句就展現出一個感人的詩的境界。比如用“玉容寂寞淚闌干”描寫聽到天子派來使者時的楊玉環，已經很形象，再用“梨花一枝春帶雨”加以比擬而神情畢現。又如“思悄然”和“未成眠”已能表現李隆基彷徨思舊的心情，再用“夕殿螢飛”和“孤燈挑盡”來渲染環境、勾勒肖像而意境全出。前人譏笑“孤燈挑盡未成眠”一句“寒酸”，理由是“寧有興慶宮中夜不燒燭，明皇自挑燈者乎? ”(《邵氏聞見續錄》卷十九)其實，宮中燃蠟燭而不點油燈，明皇也不至于親自挑燈，白居易該是懂得的。他的藝術匠心，正表現在運用典型化的藝術手法，不僅活靈活現地寫出了明皇思念妃子的神態和心境，而且連他處于被幽禁狀態的凄涼晚景也烘托出來了。

四、前人肯定《長恨歌》，總說它“情至文生”、“情文相生”，這是符合實際的。正因為“情至文生”，所以連虛構的浪漫主義境界都寫得真實感人。當寫明皇思妃之情與日俱增，直寫到“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的時候，命方士“致魂魄”的情節，已呼之欲出。而寫仙山上的楊妃如何思念明皇，則是遠承前面的“擅寵”和“君王掩面救不得”的“恩愛”發展而來的，因而具有感情的真實性。作者本不信仙，有“戒求仙”的《海漫漫》等作品可證。他之所以虛構一個仙境，不過是為了進一步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主人公的內心活動罷了。有人認為作者在寫楊妃之死時特意點明“花鈿委地無人收”，是為了暗示方士弄到“鈿合金釵”之后編了一套在仙山找到楊妃的謊言進行欺騙;這也許是可能的。但對于浪漫主義的藝術作品，只需要衡量它是否反映了生活的真實，正不必考慮楊妃是否會“成仙”。有人指責作者不該把一個“妖艷之婦”寫成仙人，那也是不懂浪漫主義特點的謬論。

對《長恨歌》的主題思想，歷來有不同理解。從作者的藝術構思看，大約是意在諷諭當時和以后的統治者應以唐玄宗為戒，不要因“重色”而荒淫誤國，給自己造成“長恨”。這在詩的前一部分表現得相當明顯。但在后一部分，他把李隆基寫得那么感傷，那么凄苦，那么一心追念妃子;把幻境中的楊妃對明皇的感情寫得那么真摯專一，那么生死不渝;而他的那些情景交融、音韻悠揚的詩句又那么哀感頑艷，富于藝術感染力;因此，就客觀效果說，那倒有可能引起讀者對李、楊的同情。“重色”是個貶義詞，如詩的前一部分所寫，李隆基作為一個大權在握的皇帝因“重色”而廢棄、紊亂了朝政，那是該貶的。但在既失掉妃子，又失掉政權，顛沛流離，回京后更受到肅宗虐待的情況下日夜追念妃子，雖然仍與以前“重色”的性格特征相一致，但已經無損于國計民生;那么詩的后一部分即使引起讀者對李、楊的同情，也是無害的。

不承認《長恨歌》有諷諭意義而力主它是歌頌李、楊堅貞愛情的專家們提出的理由是：一、作者把它編入“感傷詩”，而沒有編入“諷諭詩”;二、作者在《與元九書》中曾說：“今仆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以下耳;時之所重，仆之所輕。”這其實算不得什么理由。第一、作者明說：“又有事物牽于外，情理動于內，隨感遇而形于嘆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按照這個定義，“感傷詩”為什么就不能有諷諭性的內容呢? 有感于唐明皇因“重色”而荒淫誤國，給他自己也造成“長恨”，從而“形于嘆詠”，不是合情合理的嗎? 作者編入“感傷類”的不少詩，如《過昭君村》、《哭王質夫》等等，就都有諷諭意義，《蚊蟆》甚至以“么蟲何足道，潛喻儆人情”結尾，更與“諷諭詩”沒有多少區別。第二、“時之所重，仆之所輕”的話，是激于他的“意激而言質”的“諷諭詩”被“號為詆訐，號為訕謗”而發的，并不能證明他自己真的輕視《長恨歌》。事實上，他倒是頗以《長恨歌》自豪的。就在跟《與元九書》同時寫作的《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一詩里，他一上來便夸《長恨歌》，并把它與《秦中吟》提到同樣重要的位置，大書而特書：

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

有人把“風情”理解為“兒女風情”，等同于今天所說的“愛情”，那是不合原意的。而且，這樣的理解，對“白居易因《長恨歌》寫愛情而自己輕視它”的論點也很不利;因為在這里，詩人分明十分重視它。在這一聯詩里，“風情”與“正聲”對偶，;“風情”指風人之情，“正聲”指雅正之聲。《毛詩序》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這就是“風情”所本。《毛詩序》又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李白《古風》亦云：“大雅久不作，……正聲何微茫! ”這就是“正聲”所本。總之，白居易聲明他的“《長恨》有風情”、“《秦吟》近正聲”，是和他在《與元九書》里反復強調的“風雅比興”之說完全一致的。

有人認為《長恨歌》前半批判“重色”，后半歌頌愛情。這也值得懷疑。象白居易這樣的大詩人，一篇詩的主題竟然前矛后盾，水火不相容，這是很難想象的。細讀作品，就可以看出前半是寫致“恨”之因，后半是寫“長恨”本身;而在詩人心目中，那“恨”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恨”，其“諷諭”不僅是作者的創作動機，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到了藝術體現。當然，這只能說是“在很大程度上”，而不能說是“完全”，因為詩人對“長恨”本身的描寫有可能引起讀者的同情，以致客觀效果與主觀動機不一致。文藝作品，特別是古典作品，效果與動機在不同程度上出現矛盾的情況，并不是罕見的。

《長恨歌》對文藝的影響，不僅表現在詩歌創作方面，也不局限于國內。元代的大戲曲家白樸根據它寫了《梧桐雨》，清代的大戲曲家洪昇根據它寫了《長生殿》;在日本，也被改編成戲曲，搬上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