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學的內容·清代散文·在學術與文章之間

從孔子提出“有德者必有言”(《論語·憲問》)、“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學而》)，德行與文辭的關系就成為歷代作家或批評家所究心的一大問題。由于孔子把“好學”視作道德修養的標志和手段，德行與文辭的關系也就自然地引出了學術與文學的關系。清代學苑文壇多士如林，尤其是到了樸學發達的清代中葉，隨著四庫館的開張，崇尚鴻博的風氣大盛，在新的學術條件下，學與文的關系更成為敏感而熱衷的話題。這表現在人們往往藉對學與文關系的不同理解而展示各自的文學觀，反映對當代古文發展與變革的要求，理論交鋒達到相當熱烈的程度，在對立之中也互有補益。

《清史稿·文苑傳序》認為：“清代學術，超漢越宋，論者至欲特立‘清學’之名。”“清學”之名是否能夠成立，這是學術史的專門問題。不過，綜觀清代學術史各個階段的變化，仍有某種共同基調貫穿前后，反映出清人精神容量的特色。這種基調和特色也關涉到清代散文在思想意蘊與藝術格調上的潛在取向。

王國維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中精要地指出：“我朝三百年間，學術三變：國初一變也，乾嘉一變也，道咸以降一變也。順康之世，天造草昧，學者多勝國遺老，離喪亂之后，志在經世，故多為致用之學，求之經史，得其本原，一掃明代茍且破碎之習，而實學以興。雍乾以后，紀綱既張，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復視為經世之具，而經史小學專門之業興焉。道咸以降，途轍稍變，言經者及今文，考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務為前人所不為，雖承乾嘉專門之學，然亦逆睹世變，有國初諸老經世之志。”^①“經世”特征在清初與道咸以后這兩個階段較為明顯，毋庸多言。然而作為清學主體構建之一的乾嘉之學，其“經世”關懷難道就中絕了嗎?它與清初學術的關系如何?對此王國維給予了更為精辟的論斷，他認為清初之學以顧炎武為代表，乾嘉之學以戴震、錢大昕為代表，并指出：

亭林之學，經世之學也，以經世為體，以經史為用。東原、竹汀之學，經史之學也，以經史為體，而其所得，往往裨于經世。^②

這樣看來，清代思想所達到的整體高度，正可以從各種形態的“經世”之學上表現出來。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才更能看出顧炎武等大儒開啟一代學風與文風的地位。

清初諸大儒提倡“經世致用”，尤重在實踐層面掀起剛健樸茂之風。顧炎武主張“文須有益于天下”(《日知錄》卷一九)，把“明道”與“紀政事、察民隱、樂道人之善”結合起來，所作文章更是內容充實，并多切中時弊。黃宗羲認為：“學必原本于經術而不為蹈虛，必證明于史籍而后足以應務”，經史之學的歸趣在于崇實與“應務”。這也就在根本上扭轉了理學家目“讀書作文”為“玩物喪志”的迂見，因為“讀書作文”自有關乎國家生民的本體大用(《贈編修弁玉吳君墓志銘》)。例如其政論名篇《原君》發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驚俗之論，對封建君主“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的實情加以質疑，這其實是對儒家民本思想的深刻發揮。其他文人學士也多有從“經世”的意義上肯定經史之學的見解，如被譽為“寧都三魏”的魏禧也說：“經世之務，莫備于史。”(《左傳經世序》)由于懷著一腔經世之情，清初散文往往充溢著激情和力量之美，而幽玄纖佻的晚明余風則受到抵制。這與清人不喜蹈虛輕狂的學風大有關系。一方面，清初諸儒已頗為厭薄寓之空言的理學，往往比之為“清談”、“禪”、“釋老之學”，避之唯恐不及^①，不難看出這些虛玄之學在清代的學術構建中被邊緣化的趨向。這樣，以玄理相高的散文作品也自然受到沖擊。另一方面，明人的那種自矜心性的輕狂格調也受到批判，而且一直持續到乾隆朝修《四庫全書》時仍在細細清算^②。

就清中期的散文成就而言，堪稱更為繁盛，如湯壽潛《國朝文匯序》曰：“國朝文以康、雍、乾、嘉之際為極盛，其時樸學競出，文章多原本經術，雖微異其趣(案指清初)，要歸于有則，無前明標榜依附之習。”^③如何看待這種樸學的學術背景和學風滋養對此期散文繁榮的作用呢?大要可從兩個方面著眼。一是士風敦崇實學，通經服古。這種士風特點有助于形成文風的古雅樸茂。清初顧炎武提倡舍棄宋明語錄而求真道于群經，于是興起了通經服古之熱潮，乾嘉之際達到高峰。盡管乾嘉學林在經世之志上不如清初諸儒，但在“原本經術”上的追求是與前期相承的。《四庫全書總目》就反映了這一時期以“實學”自矜自重的學術心態。如凡例曰：“說經主于明義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訓詁，則義理何自而推?論史主于示褒貶，然不得其事跡之本末，則褒貶何據而定?……今所錄者，率以考證精核、辨論明確為主，庶幾可謝彼虛談，敦茲實學。”又余蕭客《古經解鉤沈》提要曰：“自宋學大行，唐以前訓詁之傳率遭掊擊，其書亦日就散亡。沿及明人，說經者遂憑臆空談，或蕩軼于規矩之外。國朝儒術昌明，士敦實學。”杜佑《通典》提要曰：“凡歷代沿革，悉為記載，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元元本本，皆為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問者可比。”樓鑰《攻愧集》提要曰：“蓋宋自南渡而后，士大夫多求勝于空言，而不甚究心于實學。鑰獨綜貫今古，折衷考較……可謂有本之文，不同浮議。”從這些評價標準中，可見“實學”就是講求“有本”之學，這也有助于推動文學上的“有本之文”，并且在原則上也是鼓勵規范意識的。

二是經學方法講求實事求是，在文風上也可收切情近理之效。戴震《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對這一經學新潮作了方法論意義上的標舉：“訓詁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圣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賢人圣人之理義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松崖先生之為經也，欲學者事于漢經師之故訓，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義，確有據依。”凌廷堪《戴東原先生事略狀》對“實事求是”的方法所具有的獨立的批判性立場做出了說明：“昔河間獻王實事求是。夫實事在前，吾所謂是者，人不能強辭而非之;吾所謂非者，人不能強辭而是之也，如六書九數、典章制度之學是也。虛理在前，吾所謂是者，人既可別持一說以為非;吾所謂非者，人亦可別持一說以為是也，如義理之學是也。”盡管康乾盛世頗以對士人的羈縻政策而聞名，但一批感受到社會的不平或學有根柢、好古愛義的作家作品中，仍是多藏鋒穎，也能具有比較切實的社會內容^①。有意義的是，乾嘉時期尊崇實學、懲戒空疏的風尚甚至還影響到海東鄰國，直接帶動朝鮮的學壇走向^②。翁方綱致函海東摯友金正喜曰：“古文不可空支韓歐架局，今舊文教昌明大備之際，考證為最要，考證即義理之學，不分二事，切勿空談。好學深思，如我大兄，乃足以語此耳。”(嘉慶二十一年手札) 于此亦足見考證精神可以救 “空支韓歐架局”之弊。

關于義理、考證與文章三者關系，在這個時期成為一個熱點問題，理論交鋒也相當熱烈。漢學家的意見已如上所述，主張義理不可以空言，必由考證而得。段玉裁更明確地說過：“義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戴東原集序》)。與此形成對峙，是與當時漢宋之爭的學術背景相呼應的另一派見解，即桐城派不滿于考證派的繁文碎義，仍將宋儒義理之學置于首位。姚鼐在這一時期，既編選了《古文辭類纂》，歸納出直承方苞、劉大櫆，近法歸有光，遠紹唐宋八家的文統;又以其主講的書院為基地，傳授古文法，培養和影響了一批才士。“自惜抱文出，桐城學者大抵奉為宗師”(方宗誠《桐城文錄序》)。以宋學對抗漢學，便成為姚門作風的一個重要內涵。方宗誠《劉孟涂先生墓表》指出：“姚先生之門，攻詩古文者數十人，君與吾從兄植之先生、上元管異之、梅伯言名尤重，時人并稱方劉梅管云。乾嘉間，治經學者以博綜為宗，詆毀先儒，姚先生力障狂瀾，戒學徒不得濡其習。”不過，即使存在對峙，對峙中也有互補。方苞已注意到要“有所感而后為之，借題以發攄胸臆，庶幾濟于實用”(《與賀生嵂禾書》)，單純依榜宋儒義理也是乏味的;姚鼐在漢學鼎盛的新形勢下，為了防止空言義理，也能同意在義理之外加上考據，即所謂“以考證助文章之境”(《復秦小硯書》)。當然他仍有理由認為：“余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是三者，茍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茍不善用之，則或相害。”(《述庵文鈔序》)他對當時文壇的不滿，就在于漢學家過分倚重考證功夫，以至于漠視“三者相害”的消極面。可以說，義理、考證、文章三者關系的課題，比以前的時代都更為敏感，在清中期的理論交鋒中也取得了一些共識。

進入嘉道以后，迫于國運的由盛轉衰，朝廷的文化專制政策趨于緩解，這也促使思想界進一步煥發活力，向往清初諸儒的經世致用之風悄然復蘇。一些有識之士漸次萌發求變的意識，并在學術與文學建設上展現思想的風采。作為“一代學術轉捩之樞”的常州今文經學的興起^①，就是一個標志。正如湯鵬所深切感到的：“疏通調解之言，濟時艱也。”(《浮邱子·樹文》)試圖掙脫既成框架對人心的桎梏，是此后抱有憂患意識的士人的共同精神趨向。與這一新學風相呼應，在散文領域內的兩個動向是值得重視的。一是出現了貶韓或八家之論，很能體現向正統規范挑戰的積極意識。如以“通脫”為世所重的李兆洛認為：“文之有法始自昌黎，蓋以酬應投贈之義無可立，假于法以立之，便文自營而已。習之者遂借法為文，幾于以文為戲矣。”(《答高雨農》)韓文的影響力受到詰難。這種情形，朱錫庚曾以辛辣的筆致描述為：“未成文章，先成蹊徑;初無感發，輒起波瀾。”(《朱笥河文集序》)常州今文經學派的著名學者宋翔鳳也批評韓愈所辟古文門徑并非康衢，“以之陳廊廟，不足以鋪鴻藻、信景鑠也;以之告天下，不能使婦孺色動、悍夫垂涕也”(《過庭錄》卷一六)。對古文的濟世功用產生了不滿。重視經世致用的包世臣也把“離事與禮而虛言道”的作風歸咎于韓愈，對當世古文家的“門面言道之語”加以破除(《與楊季子論文書》)，以期重新煥發文章的思想性。

二是關注文辭表現的閎麗，這就容易使漢晉文章成為提倡的榜樣。由于在乾嘉之時駢散互競形成了新的格局，駢文在崇尚宏博的漢學氛圍下達到中興的高潮，褒賞駢文的呼聲進一步提高^②，這也有助于對古文的反省，并為融通駢散提供了條件。受桐城派影響而別開生面的陽湖派，在打通駢散方面頗為致力，李兆洛選編的《駢體文鈔》是其理論上的標志。這一批作家治漢學者較多，又受常州今文經學新學風的濡染，思想比較活潑，“文體不甚宗韓歐”(龔自珍《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履恒》)，透露出嘉道之際文壇的新風尚。漢晉文章的特點，是屬詞隸事，聲色漸開，但仍有疏樸之致。這種文質相附、駢散相融的狀態，頗得李兆洛的推崇，后又被譚獻以“漢魏義法”^①而加以標舉。他們以不拘駢散相號召，是在文章學上積極提供疏通致遠的思維方法。在常州今文經學派發揮出“一代學術轉捩之樞”的作用下，文學趣味受其影響，較易傾向于深美詭異。劉師培在《南北考據學不同論》《論近世文學之變遷》中都提到莊存與文辭的“深美閎約”，他把這種文學風尚受學術驅動的途徑歸結為：“常州人士，喜治今文家言，雜采讖緯之書，用以解經，即用之入文，故新奇詭異之詞，足以悅目。”(《論近世文學之變遷》)今文經學家講《公羊》學，強調微言大義的發揮，更易受《春秋》屬詞比事之教的沾溉，引發博麗恢詭之文，以至于并非這一學派的劉師培也認可這樣的輿論：“近人謂治《公羊》者必工文，理或然歟!”加上解經時雜采讖緯之書，也易于受到這類文獻“事豐奇偉，辭富膏腴”之特點的激發(《文心雕龍·正緯》)，增強行文與想象的奇情異彩。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就不難從學術層面理解“通《公羊春秋》”的龔自珍擅長于豐偉幽媚之文了^②。譚獻意識到：“明以來文學士心光埋沒于場屋殆盡，茍無摧廓之日，則江河日下，無可倚杵。予自知薄植，竊欲主張胡石莊、章實齋之書，輔以容甫、定庵，略用挽救，而先以不分駢散為粗跡、為回瀾。”(《復堂日記》卷三)從文學上看，這里把在乾嘉漢學及此后今文經學氛圍下最有思致與文采的汪中和龔自珍，視作救弊開新的典型所在，是很有意味的。這里還把“不分駢散”與挽救士風緊密聯系起來，可見文學上的更新也是整個思想文化形態變動的一個環節。

其實即使是后期桐城派中人，也對程朱理學帶給文章之學的重要性有所限定。曾國藩在義理之中加入經濟，甚至多次提到古文與理學的分途，其《復吳南屏》曰：“中如《書西銘講義后》，鄙見約略相同，然此等處頗難于著文，雖以退之著論，日光玉潔，后賢猶不免有微辭。故仆常稱古文之道無施不可，但不宜說理耳。”《與劉霞仙書》曰：“鄙意欲發明義理，則當法《經學理窟》及各語錄、札記;欲學為文，則當掃蕩一副舊習，赤地新立，將前此所業蕩然若喪其所有，乃始別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閫奧者，正為兩下兼顧，以至無可怡悅。”晚清桐城派受其引導，且在近代學術新風的沾溉下，進一步分化。吳汝綸致馬其昶的信中說：“文章不宜談理，此前哲微言，執事最不信此語，究其談理之作，實亦不能工也。”(《答馬通伯》)所謂“前哲微言”，實秉承其師曾國藩之意，因其與桐城正統稍異，故以“微言”相稱。在晚清桐城派主將中，吳汝綸是比較開明的，注重經世致用精神，不喜依傍程朱理學，甚至聲言自己“向未涉宋明儒者之藩籬”。他對學者馬其昶和姚永概等人固守“吾縣前輩家法”的做法(《答姚叔節》)，多次加以批評。由此也可見，晚清桐城派內部也有交鋒與分化。這種思想的空間是值得重視的。

注釋

① 傅杰編校《王國維論學集》第40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② 錢穆《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也指出:“乾嘉經學考據極盛時期,卻是他們內心極沉悶的時期。他們攻擊程朱,便證明他們心里之耐不得,重新要從故紙叢碎中回到人生社會之現實來。這一趨向,遂又從經學轉向史學。戴東原同時便有章實齋樹起史學旗幟來和經學對抗,這依然是一種時代精神的委曲之流露。”《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第8頁,東大圖書公司1980年版。① 前期清儒對王學重新定位,往往將王學比喻為“清談”。參見陳居淵《清代樸學與中國文學》第9頁,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② 參見邵毅平《評〈四庫全書總目〉的晚明文風觀》,載《復旦學報》1990年第3期。③ 沈粹芬等輯《國朝文匯》卷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案,這里將士風與文風合為一體來看待。關于兩者關系實例研究,可參見郭紹虞《明代文學批評的特征》,《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① 美國學者艾爾曼指出:清代考據學的學術取向“能喚起一種批評意識,向過去至高無上的經典權威挑戰。清儒認為,考證是義理的最終裁定者,這種要求揭示出考證學隱寓的社會和政治意義”。《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第21頁,趙剛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② 參見日本學者藤塚鄰《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第205頁,國書刊行會1975年版。① 參見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飲冰室合集》卷四一,中華書局1989年版。② 駢文創作的繁榮與駢文尊體意識的加強,在乾嘉時期已開始形成某種良好的循環之勢,其標志就是嘉慶十一年曾燠《國朝駢體正宗》一書的結集。參見曹虹《清嘉道以來不拘駢散論的文學史意義》,《文學評論》1997年第3期。① 《駢體文鈔》卷二三王簡棲《頭陀寺碑》題下譚獻評語,上海書店出版社1989年版。② 關于龔自珍的學養,魏源《定庵文錄序》曰:“于經通《公羊春秋》,于史長西北輿地。其文以六書小學為入門,以周秦諸子吉金樂石為崖郭,以朝章國故世情民隱為質干。晚尤好西方之書,自謂造深微云。”《魏源集》上冊,中華書局197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