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元文學與宗教、哲學·宗教對元代文學的影響·釋道的文人化和文人的禪道化

元代宗教的繁盛，以佛、道兩教為最著。而元代的佛徒道士，大多是儒士。

先說道教。北方的全真教，其著名教士大多是通達經(jīng)史、喜文善賦的文士。他們創(chuàng)教之初，就想 “援儒釋為輔佐，使其教不孤立”。他們要人讀的書不限于道教經(jīng)典，而是《易》《詩》《書》《道德》《孝經(jīng)》，多儒家經(jīng)典。著名的全真道士大都“能以服膺儒教為業(yè)”，“發(fā)源《語》《孟》，漸于伊洛之學，方且探三圣書而問津焉”^①。全真教士李道謙說得更清楚：“全真教徒大抵均習儒書，以孝悌為先。雖倡三教合一，然實為儒者道德性命之學。”(《終南祖庭仙真內(nèi)傳》卷上)他們的修持方法是“息心養(yǎng)性”、“除情去欲”，而不搞符箓、燒煉、祭蘸一類愚昧迷信神秘的活動。他們這種宗旨，又為當時士人所接受和歡迎。因此在蒙古滅金戰(zhàn)爭的大劫難中，佛寺、道觀成為中原士人的避難所。尤其投奔全真教為最多，使全真教成為當時影響最大、與文人關(guān)系最為密切的宗教。因此對文學的影響也就非常之大。宋亡后的南方，士人入道雖不如北方之盛，但也為數(shù)不少。鄭元祐《遂昌山樵雜錄》就說：“宋亡，故官及中貴往往為道士。”著名道士多是“寄跡道家，游心儒術(shù)”^②。道士中的著名詩人就有張雨、馬臻等。不管南方北方，許多道士都具有儒者色彩。

佛教的情況如何? 戰(zhàn)亂之際，文人入佛的沒有入道的多，但下面的數(shù)字可以說明，元代佛寺中的文化人狀況。臺灣學者王德毅等人所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收僧人(番僧若干人不計)416人，見于《元詩選》初、二、三集的有16人，見于《元詩選癸集》的有130人，未收入《元詩選》及《元詩選癸集》而確知其為詩人的22人，另外以書畫著稱的21人，幾項相加，將近總?cè)藬?shù)的一半。這其中，有詩文集的26人，書29種;有佛學著作的15人，書15種，其他1人，1種。面對這樣的數(shù)字，如果說他們是一批身居佛寺的士子，恐怕不算過分。宋元之際僧人多能詩，當時戴表元認為這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文教益衰，詩律濫觴，于是其徒始有棄其空空之說而以能詩鳴于世者”;其二是“蓋兵亂已極，衣冠之流，鉛槧之士，逃于其類而為之，非佛氏之為教或當然也”^③。正是這兩方面的共同作用，促成了佛教的文人化。

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則是元代文人對佛、道思想的普遍認同。早在北宋，受“三教合流”的影響，文人禪學化、釋道文人化已成突出傾向。但在宋代，學者排佛老的很多，如歐陽修、李覯、張載、程顥、程頤等等。元代學者卻幾乎無人公開排佛老。這自然有社會政治的客觀原因，因為元朝有兼容各宗教的國策，排佛老顯然不合時宜。但也應該看到，元代文人主觀上對佛道思想普遍認同。程鉅夫就說：“孔、釋之道，為教雖異，而欲安上治民、崇善閉邪則同。”^①“三教同源”、“三教歸一”，已經(jīng)成為儒、釋、道一致的口號。元代的重要文人，尤其是南方文人，大多與僧道有著密切的交往。文士顧瑛竟這樣為自己畫像：“儒衣僧帽道人鞋。”(《自畫像》)這在那個時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說，文人禪道化、釋道文人化，已經(jīng)成為元代文化的一個突出特點。

注釋

① 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卷三八《皇極道院銘》。② 吳澄《吳文正集》卷五八《題吳真人封贈祖父誥命后》。③ 《剡源集》卷九《珣上人刪詩序》。① 《雪樓集》卷九《秦國文靖公神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