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元文學與宗教、哲學·理學影響與元代文學思想新變·理學“流而為文”與“文統(tǒng)”、“道統(tǒng)”的趨合

元代學術各派，三傳四傳之后，其后學都無一例外地轉(zhuǎn)為文人，他們于學術無甚造詣而成為詩文作家。這成為元代一個普遍的文化現(xiàn)象。清人黃百家評價元代金華之學時說：

金華之學，自白云一輩而下，多流而為文人。夫文與道不相離，文顯而道薄耳。雖然，道之不亡，猶幸有斯。

金華之學衍朱熹弟子黃幹之一脈，由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遞相傳授，被認為是元代朱學之正宗，卻不免在元中后期“流而為文”。可見元代理學文學化趨勢之盛。不獨金華之學，元代學術各派如許衡魯齋之學，劉因靜修之學，吳澄草廬之學，都表現(xiàn)出了“流而為文”的趨勢。理學各派之外，如葉適永嘉學派之傳，在元代也不例外地流而為文。

這樣一種文化現(xiàn)象的背后，當然有著復雜原因。如學術界反思宋儒鄙薄文藝、倡導兼綜理學文藝帶來的學術走向，在元代文化融合會通的背景下打破門戶壁壘后學源廣泛交叉帶來的學術變異，在蒙古族統(tǒng)治下文化的趨俗，政治的需要偏重于“潤色鴻業(yè)”、“黼黻皇遒”的文人而不需要思想家，元代社會缺乏講究心性義理的理學發(fā)展的條件等，都使元代學術“流而為文”。

元代理學的“流而為文”對文學特別是文學思想和傳統(tǒng)文學樣式產(chǎn)生了多方面的影響。

其實，在理學“流而為文”的同時，在文章家那里則產(chǎn)生了逆向的變化，元代的文章家們普遍接受了理學觀念。這是文學與理學的雙向互動。這一互動的直接結果，便是使在宋代勢不兩立的“道統(tǒng)”與“文統(tǒng)”趨合。

唐代韓愈在《原道》一文中提出了儒學“道統(tǒng)”說，他為傳古道而作古文。宋代蘇軾高度評價韓愈恢復道統(tǒng)與文統(tǒng)的歷史功績，說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①。按照韓愈的理解，上古經(jīng)傳之文，載圣人之道，文統(tǒng)與道統(tǒng)合一。在蘇軾看來，韓愈既拯救了道統(tǒng)，也光大了文統(tǒng)，道統(tǒng)與文統(tǒng)體現(xiàn)在韓愈一身，兩者也是相合的。但宋代理學家程頤卻說：“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牽于訓詁，三惑于異端。”(《二程遺書》卷一八)將文章之學與道學對立而與異端之學等視。

宋代理學又稱道學，他們建立了一個嚴格的圣學傳承的道統(tǒng)說，他們的“道統(tǒng)”以周張二程直繼孔孟，孔孟繼堯舜禹湯之道，而朱熹則是二程之后此道的正宗繼承者。此說為后代理學家所公認。在道學家建立“道統(tǒng)”之時，文章家也相應建立了“文統(tǒng)”。他們以韓、柳、歐、蘇的文統(tǒng)對抗理學家周、程、張、朱的“道統(tǒng)”。

自有道統(tǒng)與文統(tǒng)之分，便造成了文章之弊。正如《四庫全書總目·道園學古錄》提要所說：“文章至南宋之末，道學一派，侈談心性;江湖一派，矯語山林。庸沓猥瑣，古法蕩然。”引起后人批評。

元初，南北學者分別反思宋金學術與文章之弊，要求合道統(tǒng)與文統(tǒng)為一。《元史》修撰者將前代史書的儒林、文苑二傳合而一之，為《儒學傳》，正反映了元代的學術觀念和學術現(xiàn)實。《元史》卷一八九《儒學傳序》云：

前代史傳，皆以儒學之士，分而為二，以經(jīng)藝顓門者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為文苑。然儒之學一也，《六經(jīng)》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則所以載夫道者也。故經(jīng)非文則無以發(fā)明其旨趣; 而文不本于六藝，又烏足謂之文哉。由是而言，經(jīng)藝文章，不可分而為二也明矣。

上述文字表述的思想，不僅僅是要求在文章寫作中融會辭采與義理，而是要將道學家與文章家兩個隊伍合而一之，不再區(qū)分學者與文人，也就是把宋代各自獨立的道統(tǒng)與文統(tǒng)合而為一。在元代，這種結合或趨同，對學術和文學的影響是巨大和深刻的。在理論上，融會文、理成為一個時代的要求。在北方，由金入元的劉祁在其《歸潛志》卷三中所述王郁的文學主張，可以代表金元之際北方文人的觀點，說他“嘗欲為文取韓柳之辭，程張之理，合而為一，方盡天下之妙”。在南方，劉將孫論文，要求兼綜文理，他對文章的要求是：“以歐蘇之發(fā)越，造伊洛之精微，……文必宿于理，而理無不粲然而為文。”^①在為人上，他們希望成為文采斐然的理學家或深明義理的文章家，追求學者和文人的雙重色彩，希望自己是身兼道統(tǒng)與文統(tǒng)之寄的儒者。元代文人學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實現(xiàn)了這一追求，如元代詩文“四大家”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虞、揭具為理學中人。“儒林四杰”虞集、柳貫、黃溍、揭傒斯，均為文章大家。元代代表性的理學家許衡、劉因、吳澄，都能詩善文，吳澄詩文有相當成就，劉因則是元代最重要的詩人之一。

元人這種明顯不同于宋代的文風追求和人格追求，昭示了元代文學思想明顯不同于宋、金的一個方面的新變。

注釋

① 《蘇軾文集》卷一七《潮州韓文公廟碑》。① 《養(yǎng)吾齋集》卷二九《趙青山先生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