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學的內(nèi)容·明代文學批評·明代的詩歌批評·詩體之辨:從體裁到風格

詩體之辨包括兩個層次：體裁辨析與風格辨析。較之前人，明代主流詩學對詩文之異的辨析更為細致、深入，也周密一些。李東陽《滄洲詩集序》認真考察了詩歌創(chuàng)作中的兩種矛盾情形：一方面，“有長于記述，短于吟諷，終其身而不能變者”，似乎寫詩極難;另一方面，“或庸言謔語，老婦稚子之所通解，以為絕妙”，又似乎十分容易。其原因何在呢?在于詩、文體裁有別，對作者才情的要求不同。詩人是和某種特殊的天分聯(lián)系在一起的，即嚴羽所謂“詩有別才”。“老婦稚子”不經(jīng)意的吟詠，可能是一首好詩，而一個學富五車的古文好手，也許終身寫不出一首優(yōu)秀的七律。李東陽概括地指出這兩種現(xiàn)象，并由此切入揭示詩、文體性之異，他的理論貢獻應(yīng)受到后人尊重。李夢陽批評宋詩 “專作理語”，在更廣泛的層面上是不滿于宋詩的議論化。這也是明代主流詩學的共同態(tài)度。其后譚元春《東坡詩選序》從題材選擇及處理的角度探討詩文之別，亦頗具理論深度。在辨析詩、文體制之異的基礎(chǔ)上，明人還對詩歌內(nèi)部的諸種體制之異作了考察，如古詩與律詩之異，律詩與絕句之異等，其中不乏真知灼見。

明代的詩歌風格論有其自身的特點。對詩的風格從總體上作分類概括的并不多見，但比較注重對時代風格的描述，即許學夷《詩源辯體》所謂“論字不如論句，論句不如論篇，論篇不如論人，論人不如論代”。這種風格描述較多史家的韻味，長于揭示時代精神在作家文體上留下的烙印，有助于我們把握作家與文學風尚之間的聯(lián)系。但同時代的作家又各有其不同的個性。明人在勾畫出“氣運”的變遷時，也注意各個詩人的獨特面貌，表現(xiàn)出歷史研究者所應(yīng)具備的良好素質(zhì)。譬如，同為盛唐作家，“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高棅《唐詩品匯總序》)，即各具豐采。

值得注意的是，李東陽和胡應(yīng)麟等都對知人論世的批評套路不感興趣。個中原因在于，“知人論世”與用史事來附會詩作這二者之間并無不可逾越的鴻溝，而且會導(dǎo)致題材決定論，這是明代主流詩學所極力反對的一種傾向。他們寧可關(guān)心風格、氣象、格調(diào)，這些都是較之史事、題材更難把握的東西，弄不好還會被鄙薄為“詩中無人”、“縹緲無著”、“膚廓”。因為詩歌一旦與歷史隔絕，極易流于情感的公式化。然而，這卻有可能在深刻的層面上把握“文”與“人”之間內(nèi)在的溝通脈絡(lu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