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兵家韜略·治軍韜略

從夏朝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一支國家常備軍開始，軍隊建設就成為歷代軍事家普遍關注的問題，治軍韜略也隨之產生。從孫吳兵法到《曾胡治兵語錄》，不斷豐富和發展，形成了系統的古代治軍理論和韜略。這些理論和韜略，限于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帶有不可避免的階級和時代局限性，其中一些已經隨著社會的進步、戰爭的發展而成為歷史的陳跡，也有一些反映了帶有共性的軍隊建設規律，例如“以治為勝”、選將任將、“教戒為先”、利器足食等等，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以治為勝“以治為勝”是吳起的治軍名言。吳起不僅是與孫武齊名的軍事理論家，而且是以治軍有方著名的將帥。吳起治軍思想的核心，是以法治軍、恩威兼施，主張依靠嚴格的管理，建設一支紀律嚴明、團結一致的“父子之兵”。這與孫武的“合之以文，齊之以武”的治軍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吳起認為，軍隊有沒有戰斗力，不在于數量的多少(“不在眾寡”)，而在于“以治為勝”。他認為，“治”由“法”生，令行禁止，紀律嚴明，軍隊才能做到平時秩序井然，戰時威武雄壯，前進后退都有節度，左右運動服從指揮，雖然處于絕境仍能陣勢不亂，雖然分散行動也能保持戰斗序列;將領與士卒同安樂，共危難，軍隊“上下同心”，“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眾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這樣的軍隊，就會所向無敵，“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否則，“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于用”? (《吳子·治兵》) 吳起治軍，言出法隨，賞罰嚴明，“愛兵如子”，與士卒同甘共苦。在魏軍與中山國的戰斗中，有一個上卒生了毒瘡，吳起為了挽救他的生命，就用嘴把毒瘡中的膿血吸出來。這位士卒的母親聽說后痛哭流涕，說他的丈夫從前也生過毒瘡，吳將軍為他吸出膿血，他以死相報，戰死疆場;現在兒子又將以死相報，不知又要身亡何處。在魏軍與秦軍的一次戰斗中，吳起尚未發令沖鋒，魏軍中一個士兵就沖向敵陣，并且斬獲敵軍兩個首級。返回魏軍陣地后，吳起立刻下令處以死刑。執法官說這個士卒作戰勇敢，請求不要殺掉。吳起惋惜地說：“他的確很勇敢，但是沒有按照命令行動，只好殺了他?！眳瞧鸬囊苑ㄖ诬?、恩威兼施的治軍思想和實踐，被后世將帥視為治軍準則和行動楷模，并不斷豐富和發展?！段究澴印愤M一步指出，“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尉繚子·制談》)就是說，以法治軍，必須首先建立相應的規章制度，使軍隊的行動制度化規范化。這樣，才能做到紀律嚴明，行動一致。

選將任將 選將任將是否得當，關系戰爭的勝敗和國家的安危，是歷代統治者十分關注的問題，不僅在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且在理論上作出了系統的論述，產生了吳起的《論將》、諸葛亮的《將苑》、戚繼光的《練將》等專門著作和篇章。他們認為，“國之所恃者兵，兵之所賴者將”。“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置將不善，一敗涂地”。公元前220年，劉邦做了皇帝以后，總結他戰勝項羽、奪得天下的經驗，發了一番著名的議論：“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漢書 · 高帝紀》)。這番話說明，是否善于選將任將，是決定戰爭勝負的一個重要因素。

古代軍事家認為，選將任將必須選賢任能，知人要兼明善惡，用人要舍短取長。一方面，他們對將帥的政治、軍事、文化素質和心理素質提出了嚴格的要求?！秾O子兵法》把“智、信、仁、勇、嚴”作為選擇將帥的標準?！读w》把“勇、智、仁、信、忠”作為將帥必須具備的條件。后世兵家的論述大同小異，要旨是德才兼備、智勇雙全。此外還要具有敏銳、沉著、果斷、堅韌等心理素質。另一方面，他們又強調不可求全責備，認為“人之所能，不能兼備”，“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主張“量能授職”，“棄其所短，任其所長”。

古代軍事家認為，不僅要“將得其人”，而且要“馭將有方”，特別是要處理好君主和將帥在兵權問題上的關系。戰爭的規律要求指揮權的高度集中統一(“凡兵之道，莫過乎一”)，又要求將帥具有機斷指揮的權力(“出軍行師，將在自專”)。他們指出，如果將帥的一切行動都由君主操縱，“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須而定計于千里之外”，就會貽誤戰機，導致失敗。所以，歷代有見識的君主、將帥都主張，“將在軍，不從中制”，“君命有所不受”。在保證君主對軍隊的統一指揮的前提下，給將帥以臨機專斷的權力。唐太宗李世民以善于“驅駕英才”著稱。他總結自己的馭將之術，主要的就是“推心待士”，“洞然不疑”;“委任責成，備盡其用”;“斥遠群小”，“保全功臣”。因此，李世民與其手下將領上下同心，人盡其才。尉遲敬德原來是李世民的敵人劉武周手下大將，歸降李世民以后，他部下兩員將領叛逃。有人因此猜測尉遲敬德必叛，就把他囚禁起來，勸李世民把他殺掉。李世民不但不殺，還把他召入內室，溫語勸慰，贈送財寶。尉遲敬德感動至深，發誓“以身圖報”。后來成為李世民手下一員猛將，在唐朝開國戰爭中立下了汗馬功勞。李靖是一位精通兵法、戰功卓著的將帥，也是李世民引為知己的愛將。貞觀四年，李世民任命李靖為行軍統帥，東征突厥。御史大夫蕭璃彈劾他“御軍無法”。李世民一面公開“特敕勿劾”，一面私下對李靖“嚴加責讓”。后來查明所謂“御軍無法”是讒毀之言，李世民就勸慰李靖，賞賜財物，后來又加官至尚書右仆射。為此，李靖感恩戴德。貞觀八年，李世民決策西征吐谷渾。李世民心目中的理想統帥首推李靖，但是考慮到李靖年老多病，不忍開口。李靖得知李世民的意圖以后，毅然“請行”，主動承擔了西征統帥的重任。這些事例說明，善于選將任將是成功的治軍韜略。

教戒為先 古代軍事家認為，“軍無習練，百不當一;習而用之，一可當百”(《將苑· 習練》)。把未經訓練的軍隊用于打仗，等于把士兵白白送給敵人(“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因此，他們主張把教育訓練列在治軍的首位?！坝帽?，教戒為先”。訓練內容，一是“練心”，二是“習武”。所謂“練心”，包括將帥士卒的政治態度、思想品德和戰斗作風的培養教育，目的是用統治階級的政治理想、道德觀念統一軍隊的思想(“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令民與上同意”)。他們認為，“人心齊一，則百萬之眾即一人之身，將知兵，兵知將，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而常勝在我矣”(《登壇必究》卷十三)。以善于練兵著名的戚繼光，對政治訓練與軍事訓練、言教與身教的關系作了生動深刻的論述。他指出，“功名利欲，與心為敵，無異于寇”，能“攻心寇”，才能“剿外寇”，首先要戰勝思想上的敵人，才能戰勝戰場上的敵人(《止止堂集 · 愚愚稿》)?！熬毐ǎ染毿?。練心之法，不外身率”。必須以身作則，“倡忠義之理，每身先之，以誠感誠”，身教重于言教。特別是他提出把文藝活動納入政治訓練，選擇“忠義激烈”的詩歌教將士吟唱，禁止“勾惹淫思，鼓惑思鄉”的淫曲濫調在軍營中傳播，并且親自作《虎蹲炮銘》教士卒記誦，更是發前人之所未發，是他對兵家治軍韜略的獨創性貢獻。

所謂“習武”，內容不單指練技擊、陣法，而且包括用兵韜略，方法注重“實用”，強調“實練”。特別是對將帥的培養訓練，受到歷代軍事家的重視。三國時代的東吳青年統帥呂蒙(178～220)，原來是一個行伍出身的老粗，勇敢有余，謀略不足。孫權建議他認真讀書，以增長知識，開拓思路。呂蒙說軍務繁忙，沒有時間讀書。孫權耐心地勸導他：“我并不是要你攻讀經書成為博士，而是要你通過讀書學習歷史經驗。你說軍務忙，能比得上我嗎? 我小時候讀過《詩》、《書》、《禮記》、《左傳》、《國語》。統領東吳大事以來，又讀了三史和諸家兵書，自己覺得受益很大。你很聰明，只要肯學，必有收獲。怎么能借口軍務繁忙不認真讀書呢? 漢光武帝劉秀領兵作戰時，手不釋卷。當今的曹操也自稱老而好學。你為什么不能勉勵自己呢?”孫權還指導呂蒙，首先從《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和三史讀起。經過孫權這一番勸導，呂蒙幡然醒悟，從此發奮讀書，成為智勇雙全的統帥。有一次，魯肅(172～217)與呂蒙討論對付西蜀大將關羽的謀略，呂蒙當場為魯肅“畫五策”。魯肅大吃一驚，拍著呂蒙的肩膀說：“我原來以為老弟只是武功卓著，想不到你現在學識淵博、謀略出眾，已經不是原來的吳下阿蒙了”(《三國志 ·吳書 · 呂蒙傳》)。宋代的狄青(1008～1057)也是一位行伍出身的大將，在宋朝與西夏的戰爭中，英勇善戰，屢立戰功。陜西經略副使范仲淹發現狄青有勇有謀，但謀略修養不足，就語重心長地對他說：“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狄青深受啟發，從此“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終于成長為謀略超人的將帥(《宋史·狄青傳》)。戚繼光繼承和發展歷代兵家的優良傳統，把“練將”確定為治軍的重要制度，把“韜略”列為練將的首要內容。他指出，“兵之有法，如醫之有方，必須讀習而后得”。對兵法要“師其意而不泥其跡”，強調“學法于實境之間”。這些思想，不僅在當時已為實踐證明是正確的，至今仍然是值得借鑒的。

利器足食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歷代兵家都把后勤保障作為軍隊建設的重要內容，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后勤保障，包括兵器裝備和食物供應兩個方面。管仲認為，討論軍隊建設的重大問題，必須首先討論兵器裝備的生產和供應(“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兵器裝備完善鋒利，是克敵制勝的重要條件。兵器裝備粗制濫造，等于把士卒白白送給敵人(“器濫而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孫武認為，治軍用兵必須有充足的物資儲備作基礎，盡力防止出現“國用不足”、“屈力殫貨”的情況?！笆枪受姛o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物資儲備)則亡”(《孫子兵法·軍爭篇》)。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糧食的生產、儲備和運輸是關系軍隊存亡勝負的重要問題，尤其為歷代兵家重視。他們認為，糧食是“民之天，兵之命，必謀之者不竭，運之者必繼，護之者惟周，用之者常節”(《兵經》卷中)。特別是“糧餉之道，系吾軍咽喉，存亡通塞，成敗攸關”(《草廬經略》卷三)。因此，“用兵制勝，以糧為先”。

在東漢末年曹操統一北方的戰爭中，曹操把“修耕植以蓄軍資”作為實現他“深根固本，以制天下”的戰略決策的兩大策略之一。曹操從歷史經驗和親身經歷中體會到，經濟實力、特別是糧食對軍隊的極端重要性。他說：“夫定國之術，在于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三國志·魏書·武帝紀》)秦孝公(前381～前338)以后的秦國發展生產，富國強兵，終于兼并六國，統一天下。漢武帝劉徹(前156～前87)采納趙充國(前137～前52)的屯田政策，終于平定西域。曹操在控制兗豫二州以后，就以秦王、漢武為榜樣，在他控制的地區推行屯田制，結果“所在積谷，倉廩皆滿”，使曹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對奪取戰爭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在官渡之戰中，曹操出奇制勝，夜襲烏巢，燒毀袁紹的糧倉，是爭取官渡之戰全勝的一次關鍵性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