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tǒng)文化·詩歌詞曲·宋詩

在繁榮的以至難乎為繼的唐詩之后，宋詩的成就確實稍遜于唐詩。但文學史上有人將宋詩一筆抹殺，說它不但不如唐詩，而且不如元詩，甚至“一代無詩”(王夫之《薑齋詩話》)，則又貶斥過分了。應(yīng)該說，宋詩還是有很高成就的，而且有它獨自的面貌，后人習慣上稱之為“宋調(diào)”。

從思想內(nèi)容上看，宋詩比歷代詩歌都要廣闊。這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直接以詩議政的作品更多了。宋代詩歌創(chuàng)作的高潮往往是隨政治斗爭高潮的出現(xiàn)而出現(xiàn)。如北宋時圍繞新舊黨爭，南宋時圍繞和戰(zhàn)之爭都出現(xiàn)了很多政治詩、時事詩。二是描寫民生更廣泛深入了。宋詩不但寫一般的農(nóng)夫織婦，還擴展到纖夫、漁民、城市平民、手工業(yè)者、小商販、藝人等，而且對統(tǒng)治階級的種種壓迫剝削手段給人民帶來的苦難表現(xiàn)得更深入了。三是愛國詩出現(xiàn)空前的繁榮。鑒于宋代不斷受到外侮，這類作品自然日益增多，至南宋已成為詩歌創(chuàng)作的主調(diào)。四是更廣泛地描繪出經(jīng)濟生產(chǎn)，民風民俗等社會生活畫面，許多新的經(jīng)濟、社會、文化現(xiàn)象，諸如鹽酒專賣、漕運、礦業(yè)、新式農(nóng)具、醫(yī)療技術(shù)、年節(jié)風俗、占 卜、說書等，都被詩人們攝入筆端。五是品評藝術(shù)的作品大量產(chǎn)生。宋人的文化修養(yǎng)要遠高于前人，因而產(chǎn)生了很多優(yōu)秀的評論詩、書、畫、樂的詩歌，詩歌成了文藝評論的重要工具。

宋詩在思想內(nèi)容上也有不少缺欠，如缺少熱情洋溢的愛情詩、抒情詩、邊塞詩等。

宋詩在藝術(shù)風格及表現(xiàn)手法方面也有某些新傾向。

首先是議論化。唐之杜甫、韓愈已有此苗頭，至宋，隨著詩歌功能、表現(xiàn)力的不斷擴大，社會矛盾的不斷加劇，再加之宋代詩人多與政治家和官僚兼為一體，故爾“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歐陽修《鎮(zhèn)陽讀書》)——以詩為武器，議論時弊，干預(yù)政治，已成為歷史的必然。而宋代盛行的禪宗和理學更進一步加重了這一風氣。自北宋中葉王安石、蘇軾后，大部分詩人都喜談禪，因而以禪論詩，以禪入詩，在詩中發(fā)揮禪理成為當時的普遍習尚。宋代的理學扼殺文學的美學價值，扼殺人的正常情感，對于詩歌的發(fā)展起到了巨大的摧殘作用，至于將理學的陳詞濫調(diào)搬入詩歌創(chuàng)作之中，更產(chǎn)生了很多充滿頭巾氣的陳腐議論，正像劉克莊在《竹溪詩序》中所評，這類詩“要皆經(jīng)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钡膊荒芊裾J其中有一些有理趣而無理障的好詩，如朱熹《觀書有感》云：“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 為有源頭活水來”，就是一首“寓物說理而不腐之作”(陳衍《宋詩精華錄》)。所以對宋人喜以議論入詩應(yīng)該全面、辯證地加以分析。

其次是才學化。這主要表現(xiàn)在喜于詩中廣征博引、多用故實上。這種傾向從唐之韓愈已見端倪，至宋更為普遍。從北宋初的西昆派到北宋中的蘇軾，再到兩宋之交的黃庭堅和江西詩派都有很明顯的表現(xiàn)。其中運用適當者能加深詩歌的表現(xiàn)力，運用過濫者則似“獺祭魚”，被后人譏為“除卻書本子，則便無詩”(王夫之《薑齋詩話》)。

再次是散文化。趙翼在《甌北詩話》中曾說：“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逼鋾r，從梅堯臣、歐陽修等人始，已有此傾向。總的說來它破壞了詩歌的固有特征，不足稱道。

另外，宋詩在語言風格上多保有平淡自然的風格。雖然有些人只出于為政治服務(wù)的功利觀點而強調(diào)平淡自然，如北宋初中期的王禹偁、歐陽修等人，他們?yōu)閺娬{(diào)“傳道而明心”，特別提倡詩應(yīng)“易道易曉”;有些人能上升到審美的高度，而強調(diào)平淡自然。如王安石說：“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題張司業(yè)詩》);蘇軾說：“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至也”(《與侄兒書》);陸游說：“工夫深處卻平夷”(《追憶曾文清公》)。這樣盡管他們之間的藝術(shù)風格各不相同，但在語言風格上都崇尚自然平淡，這和唐代很多詩人，特別是唐中后期的詩人過于追求華麗秾艷，或奇奧深澀有所不同。

宋詩還特別注意詩之“小結(jié)裹”，即具體的寫作手法和表現(xiàn)技巧。唐詩在大領(lǐng)域內(nèi)都已捷足先登，臻于完備，宋詩就只好在唐詩已開拓的道路上或向深處，或向遠處，或向側(cè)處作進一步的細致開發(fā)。前人評“詩至宋而益加細密，蓋刻抉入里，實非唐人所能囿也”(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宋詩人……能不襲用唐人舊調(diào)，……大抵殘意深一層說，直意曲一層說，正意反一層說、側(cè)一層說?！?陳衍《石遺室詩話》卷十六)，都道出了宋詩的這一特點。

宋詩的繁榮和宋代詩歌理論的發(fā)展分不開，這一發(fā)展主要體現(xiàn)在大量“詩話”的產(chǎn)生。詩話或記錄軼聞，或品評得失，或考證史實，或闡述理論，三言兩語，各成片段，是一種非常富有民族特色的文藝批評形式。它固然有某些過于拘泥“詩法”的傾向，但如果因此而說：“唐人精于詩，而詩話則少;宋人離于唐，而詩話乃多”(《圍爐詩話》)，卻未免誣之過甚。應(yīng)該說詩歌理論的繁榮對探討詩歌的美學特征還是益大于弊的。

宋詩在不同階段還有其不同的特點。

北宋初期主要有“白體”、“晚唐體”、“西昆體”三派，其共同特點是沿襲唐風，尚未形成宋詩的獨特面貌，因此可稱為沿襲期?！鞍左w”主要效法白居易的淺切詩風，但結(jié)果往往“流易有余而深警不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騎省集》)。成就較高的詩人是王禹偁(954～1001)他自稱“本與樂天為后進，敢期子美是前身”(《前賦村居雜興詩二首》)，因而其詩具有較強的現(xiàn)實主義色彩?！巴硖企w”以“九僧”為代表，宗法晚唐的賈島、姚合，以意境清幽為尚，但往往流于破碎小巧。“西昆體”效法李商隱，講究辭采、崇尚故實，其代表作家是楊億、劉筠、錢惟演。西昆派遭到范仲淹、石介等人的強烈反對，范、石等人雖不以詩名，但也寫了一些風格與西昆迥異的作品，為宋調(diào)的濫觴作出了一些貢獻。

北宋中期，隨著歐陽修等人發(fā)起詩文革新運動，宋詩進入了成熟、繁榮期，并出現(xiàn)了第一個創(chuàng)作高潮。先是歐陽修(1007～1072)、梅堯臣(1002～1060)、蘇舜欽(1008～1048)等人發(fā)韌于前，一方面扼制了西昆派的影響，一方面奠定了宋調(diào)的主要風格，如言之有物，注重功用，平淡自然，以議論、才學、散文入詩等。其中尤以反映民生疾苦和政治斗爭的詩成就最高。這三人的各自風格又有不同。梅堯臣以古淡著稱，蘇舜欽以豪放著稱，歐陽修以清曠之中又不失婉麗著稱。繼之是王安石、蘇軾集大成于后，他們不但使宋調(diào)更趨于成熟完美，而且還能十分鮮明地表現(xiàn)出自己的個性。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江西臨川人。他不但是一個偉大的詩人，更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因而他的詩不但現(xiàn)實性強，而且往往能表現(xiàn)出一個大政治家超凡拔俗的眼光和卓然特立的胸襟，即使是詠古詩也常出語不凡。如《明妃曲》云：“意態(tài)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等等，皆為前人所未發(fā)。晚年變法失敗后律絕體的寫景詩成就尤高，人稱“半山體”，諸如“春風又綠江南岸”(《泊船瓜洲》)一類的清新精工之句尤受后人的青睞。

蘇軾(1037～1101)(圖44)是北宋最偉大的詩人。他的詩在北宋詩中內(nèi)容最充實，描寫政治、民生及愛國之情都達到了“情與事無不可盡”的地步，甚至為此遭到詩史上第一次大規(guī)模的文字獄——“烏臺詩案”。蘇軾有高度的藝術(shù)修養(yǎng)，他的論藝詩達到了中國古典詩歌的最高水平。他的寫景詩風格多樣，他塑造的自我形象瀟灑飄逸，這在寫景與抒情相對薄弱的宋詩中顯得尤為可貴。如寫景云：“水光瀲艷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飲湖上初晴后雨》)，歷來都深受人們的喜愛。

蘇軾詩的藝術(shù)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他的詩富于才氣：“才思橫溢，觸處生春”(趙翼《甌北詩話》)，“其筆之超曠，等于天馬脫羈，飛仙游戲，窮極變幻而適如意中所欲出”(沈德潛《說詩碎語》)。如對《汲江煎茶》這一極普通的事，他卻寫出了如此濃厚的詩意：“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彼脑娚朴谧h論，如《荔枝嘆》將議論與敘事緊密融為一體，對歷代以至本朝的統(tǒng)治階級巧立名目地搜括民脂民膏進行了有力的鞭撻。他還善于寫哲理詩，如著名的《題西林壁》云：“橫看成嶺側(cè)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歷來膾炙人口。蘇軾詩還有非常純熟的修辭技巧，尤其是比喻、用典，形式多樣，生動活潑，如《百步洪》形容順流而下的輕舟，連用七比：“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被詩家稱為“古所未有”。凡此種種，都使蘇軾躋身于中國超一流的詩人而毫無愧色。

北宋末年活躍在詩壇上的主要人物是“蘇門四學士”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及陳師道;而以呂本中、曾幾、陳與義等人為代表的由二十幾位詩人組成的江西詩派在南宋初期又最為活躍，他們又以效法黃、陳為宗旨，故可合而論之，稱為宋詩的演變過渡期。黃、陳等人把過多的注意力放在人工的安排上，特別強調(diào)“點鐵成金，奪胎換骨”等“以故為新”的手法，從而造成其創(chuàng)作多從故紙堆里討生活，忽視社會實踐這個創(chuàng)作本源的不良傾向，書卷氣過重。雖然有些人把黃庭堅奉為宋詩的“宗祖”，但究其實，黃、陳等人只不過是一些能代表宋詩某些片面格調(diào)、有特色的作家而已。“已覺祖師低一著，紛紛法嗣復(fù)何人?”(王若虛《論詩詩》)南宋初江西詩派的成就自然更等而下之。但他們在身經(jīng)靖康之難后，大都或多或少地寫下了一些感時傷世的作品，這又為開啟陸游等人的愛國之作起到一定的過渡作用。

南宋中期，隨著陸游、楊萬里、范成大等中興詩人的出現(xiàn)，宋代詩歌再度出現(xiàn)繁榮局面，形成了第二個高峰，因此可稱為中興期。這些作家最終都能沖出江西的藩籬，或師法自然，或師法生活，因而詩歌的思想內(nèi)容亦變得十分廣闊，特別是愛國詩達到了空前的高度。這些作家的風格各有千秋，這也加強了詩壇的繁榮。

陸游(1125～1210)(圖45)字務(wù)觀，號放翁，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他中年時曾有一段軍中生活，從此悟出了“工夫在詩外”(《示子遹》)——詩在生活這一重大的創(chuàng)作原則，并根據(jù)這一原則孜孜不倦地進行創(chuàng)作，“六十年間萬首詩”，成為古代詩人中作品最多的人。其中成就最高的是愛國詩。 這些詩題材廣泛，舉凡謳歌北伐抗戰(zhàn)，思念淪陷的國 上及人民、批判南宋統(tǒng)治集團的妥協(xié)偷安、塑造自己的愛國形象、抒發(fā)自己的愛國熱情，無一不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這些詩還貫穿始終，從20歲起他就立下了“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觀大散關(guān)圖有感》)的報國大志，直到彌留之際，還寫下千古感人的《示兒》詩：“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此外，陸游的農(nóng)村詩，或?qū)戨A級壓迫，或?qū)懱飯@生活，或?qū)戅r(nóng)村風光，或?qū)戯L土人情，亦有很高的成就。而“其閑適之詩尤多”，如“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臨安春雨初霽》)之類，歷來也倍受人們的青睞。

陸游的詩在藝術(shù)風格上能集前人之大成。他的愛國詩既善于以杜甫的沉郁為“體”，又善于以李白的浪漫為“用”，所以形成既深沉雄渾又富于激情的一家之風。他善于借助生動豐富的想象，壯麗恣肆的語言和跳躍強烈的結(jié)構(gòu)將自己深沉復(fù)雜的感情概括凝煉地表達出來，因而具有高度的抒情性。如著名的《金錯刀行》和《關(guān)山月》，都是四句一層，每層都極概括地抒發(fā)了他的某種感情;層與層之間跳躍性又很大，故而全詩顯得內(nèi)容極為豐富，感情極為強烈。陸游的農(nóng)村詩善于把陶淵明、孟浩然等人的平淡與白居易、梅堯臣等人關(guān)切現(xiàn)實的精神結(jié)合起來，也體現(xiàn)了集大成的特點。此外各體皆工，“名章俊句，層見疊出”，“使事必切、屬對必工”，“無語不新而不事涂澤”(《甌北詩話》)，這些形式技巧上的特點也提高了他的藝術(shù)成就。后來的詩人再也沒有這樣博大的功力了，因而陸游可謂中國古典詩人中最后一位超一流的作家。

楊萬里的詩活潑清快，幽默生動，細膩小巧，富有理趣，被后人稱為“誠齋體”。尤其是七絕與七古更有特色，如“泉眼無聲惜細流，樹陰照水愛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小池》)之類的作品，都很有特色。范成大的詩以描寫民生民風和愛國思想著稱。著名的《四時田園雜興》六十首和出使金國時的七十二首絕句是其代表作，風格圓融溫潤，精工典麗，亦頗有特色。

南宋后期，隨著愛國意志的消沉，詩歌創(chuàng)作進入衰落期，著稱于詩壇的是一批“江湖詩人”及其作品。他們之中除劉克莊、劉辰翁、戴復(fù)古或作品較多，或氣魄較大外，多數(shù)都破碎不足以名家，作品數(shù)量既少，氣象也很局促，像“四靈”這樣的作家又重新拈起了晚唐的旗號，以賈島、姚合為宗，取法不高，成就更低。所幸的是“國家不幸詩家幸”，南宋亡國之變又造就了文天祥、汪元量等一批愛國詩人。他們的作品既有強烈的抒情性，又有高度的紀實性，在繼承杜甫的“詩史”傳統(tǒng)和南宋中期愛國傳統(tǒng)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并為宋詩作了一個光輝的總結(jié)。像文天祥的千古名篇《正氣歌》，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過零丁洋》)，早已化為民族之魂，成為整個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