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二)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三)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四)子曰：“茍志于仁矣，無惡也。”

(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

(六)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七)子曰：“人之過也，各于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九)子曰：“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十)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十一)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十二)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十三)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十四)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十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十六)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十七)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二十二)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二十三)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二十四)子曰：“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

(二十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二十六)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注釋〕　 里：居住。　 處仁：擇居求有仁厚風俗之鄉。　 知：同“智”。 約：窮困。　 好(hào)：喜愛。　 惡(wù)：厭惡。　 茍：如果。　 不以其道得之：此句歷來多有歧義，朱熹釋為“不當得而得之”。　 惡(wū)：何處。惡乎：在哪里。　 終食之間：一頓飯時間。　 造次：匆促之時。　 尚：超過、勝于。　 蓋：大概。　 黨：類別。　 仁：同“人”。　 適：親近。　 莫：疏遠。　 比(bì)：適從、靠攏。　 放(fǎnɡ)：依照。　 何有：有何難。　 參：孔子弟子曾子名參。　 貫：貫穿。　 唯：是。　 喻：知曉、明白。　 逮：及。　 約：約束。　 訥(nè)：說話遲鈍，此指謹慎。　 數(shuò)：煩瑣。

〔鑒賞〕　《論語》第四篇著重論仁，思考層層深入，進入到孔子思想體系中的核心。因而弄通本篇內容對于理解孔子思想有著重要的意義。

可是開篇就碰到難題。孔子說：“里仁為美。”里有居義。難道孔子真的認為“擇居”有那么重要，成為成仁之首么？康有為認為“擇鄰里為熏德之要義。此篇言仁，故孔子首貴擇鄰焉”(《論語注》)。有人引孟子論函矢巫匠之術而認為孔子強調的是“擇業”。這些說法未必有很強的說服力。其實這里還是順第三篇而談禮與仁相結合的關系。荀子曾說：“仁有里，義有門。仁，非其里而處，非仁也。”(《荀子·大略》)荀子以“里”、“門”來喻“禮”，強調“禮”的重要。孔子也是以“里”喻“禮”，而強調“仁”的重要。首章既已提出“仁”的重要性，那么需要進一步闡述。往后各章展開了以下一些問題：

第一，仁與智的統一。孔子常以仁智并舉。從本篇開始有多次記述孔子這方面言論。孔子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有仁德的人必然會自覺地實現道德原則，有知識的人也會懂得如何去實現道德原則。在這里知識與道德是統一的。孔子認為只有把仁與智統一起來，才達到了理想的人格。以后儒家后學也常用“仁且智”來稱道孔子的人格。

第二，義與利的統一。孔子開始把義、利作為一對倫理范疇，規定原則與功利的關系，用來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義”重在群體利益，“利”重在個體利益。孔子并不完全排斥個體利益，相反承認私利為人之所欲。他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第五章)。可是私利不能背離仁道。他認為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如果無所抑止地“放于利而行”，偏離于“義”，必然招致“多怨”(第十二章)，引發多種社會矛盾。究竟是把“義”放在第一位，還是把“利”放在首位，孔子認為這是區別“君子”與“小人”的試金石。所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第十六章)就是這個意思。

第三，為仁在己。“君子”與“小人”，“好仁者”與“不仁者”有根本的區別。前者是“義以為上”，后者是“利以為上”。孔子認為造成兩者不同的一個基本原因是一個人是否真心實意努力為仁。如以行仁作為自己人生的根本目標，就能從內心“好仁”，“惡不仁”。好仁者既然以追求仁德為最高理想，那么就應該以自己的言行去影響“不仁者”，更不能“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受“不仁者”所左右。孔子說：“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從求仁的角度來說，最重要的是一個人主觀上肯不肯“用力”，而不是力足與不足的問題，因為，無論什么人從根本上來說都有為仁的能力。這里已蘊涵著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以后孟子加以發展，提出“人皆可以為堯舜”的命題。

第四，言與行的統一。在道德實踐過程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言行之一致。針對人們往往言過其行的弊病，孔子說：“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第二十四章)提倡說話要謹慎，行動要敏捷。他還以古代賢人的道德榜樣告誡弟子：“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第二十二章)對于口頭上表示“志于道”，而行動上卻“恥惡衣惡食者”，孔子非常厭惡地斥之為“未足與議也”(第九章)。

第五，一以貫之道。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第十五章)的確如此，整部《論語》似有一根紅線貫串始終，那就是“仁”的思想。可是由于曾子立即答以已經明白，孔子未加以明說。而其他門人疑惑不解時，曾子告之：“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以忠、恕二道來表述孔子一以貫之的思想，引起后世各種不同的詮釋。據《衛靈公》篇所記：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其意一致。“忠、恕”二者可看作為“仁”的內涵。朱熹注釋“忠恕”為：“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盡己心以待人，并將心比心，推己及人，不以己所不欲者施于人。這與孔子所闡述“仁”的思想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