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yè),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挽近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 夫神農(nóng)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夫山西饒材、竹、榖、、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nóng)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fā)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yè),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nóng)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于有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斗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y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于賂遺也。農(nóng)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余力而讓財矣。
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谷;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
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人,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斗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jīng)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nóng)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yè),貧者之資也。……
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nóng)拙業(yè),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yè)也,而桓發(fā)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yè)也,而張氏千萬;灑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yī)淺方,張里擊鐘;此皆誠壹之所致。
由是觀之,富無經(jīng)業(yè),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注釋〕 甘: 以……為甘。此后,“美其食”、“安其俗”、“樂其業(yè)”均為同樣結(jié)構(gòu)的句式。 挽近世: 挽,通“晚”。挽近世,即現(xiàn)世。 聲色: 音樂舞蹈。 芻豢: 家畜。 漸: 感染、影響。 眇論: 眇,通“妙”,精妙之論。 山西: 這里指太行山以西。 榖(gǔ): 樹名,形似楮樹,樹皮可制紙。 : 苧麻。 牦: 牦牛,尾巴處有長毛,可供裝飾用。 漆: 木名,落葉喬木,其汁可作為涂料。 姜(jiāng): 生姜,草本植物,根莖辛辣,用為調(diào)味品。 連: 鉛礦。 瑇瑁: 即玳瑁,龜類動物,它的甲是名貴的裝飾品。 旃裘: 用氈毛制成的衣服。 棊置: 棊,同“棋”。棊置,棋布。 謠俗: 流行的風俗習慣。 虞: 管山林水澤出產(chǎn)的官。 征: 象征。 辟: 開、通。 鮮: 少、貧乏。 彰: 顯明。 熙熙: 熱鬧的樣子。 卻: 使……退卻。 閭巷: 里巷,這里泛指民間。 騖: 從事、追求。 形容: 容貌。 袂(mèi): 袖口。 作色: 臉上變色、生氣。 焦神: 煩躁。 糈(xǔ): 糧食。 賂遺: 賄賂的財物。 糴(dí): 谷物。 素封: 指沒有爵邑俸祿而所得財富相當于封君。 醵(jù): 聚食飲酒。 慚恥: 慚愧羞恥。 爭時: 逐時爭利。 什: 十倍。 伯: 百倍。 纖嗇: 瑣屑。 辱處: 下賤的行當。 灑削: 磨刀的行當。 胃脯: 食物名,將羊肚煮熟,調(diào)以味,曬干而成。 誠壹: 心志專一。 經(jīng)業(yè): 經(jīng)常業(yè)務。 輻輳: 車輻集中于軸心,比喻錢或物聚集在一處。
(饒玲一)
〔鑒賞〕 司馬遷與其父司馬談都是信仰黃學的人,黃學與老學有許多不同,最主要是黃學注意“時變”,認為要研究時變,才能積極應世。司馬遷著《史記》是要“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變”也就是研究時代的變化。所以,他撰《史記》,既注重了天文、地理,撰寫了《天官書》、《河渠書》,還特別注意國民生計,寫出《平準書》。《平準書》基本上可視為一篇先秦經(jīng)濟史。他還專門撰寫了《貨殖列傳》,敘述了那些具有創(chuàng)業(yè)精神的手工業(yè)者及杰出的商人的活動,在二千年前這不能不說他獨具卓識。
《貨殖列傳》首先批判了《老子》那種違背時代進化的論點。老子說:“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他把進入封建社會的周代,硬要拉到落后的原始社會,顯然與黃學注重時變及標榜要“通古今之變”的司馬遷為手工業(yè)家、商業(yè)家立傳的意見不合。無怪司馬遷用嚴厲的口氣批評老子“必用此為務,挽近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接著下段又說:“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這段意思說,人們有耳目聲色之好,口想吃美味,又要貪圖安逸,追求富貴,你以高深的道理去勸他,他不會聽的。最好的手段是按照他們各自經(jīng)營的生業(yè)去發(fā)展,不要去強制阻遏,其次者加以利導,其次加以教育,再其次用制度加以規(guī)范,最下等是與民爭利。這種因循之道就是《論六家要旨》論道家“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的方法。《管子·心術上》說:“無為之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以其形因為之名,此因之術也。”下面又說:“故道貴因,因其能者,言所用也”,這就解釋得更加明確,無怪乎序文二段提到管子,序文末段引用《管子·牧民》“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可見司馬遷作《貨殖列傳》,管子其人與其書,在他的思想占了何等地位。
除管子外,序文占重要地位的就是太公望,他說:“太公望封于營丘,地潟鹵,人民寡,于是太公勸其女工,極技巧,通漁鹽,則人物歸之,繦至而輻輳,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后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于威宣也。”太公望治齊政策是“尊賢尚功”,尊重婦女“勸其女功”,與儒家周公治魯?shù)恼摺白鹱鹩H親”,歧視婦女有顯著的不同。孔子在《論語·八佾》對管仲有三歸大加責備,認為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又說“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而《貨殖列傳》里卻贊揚管子,認為管仲雖“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之君”,但他能繼續(xù)執(zhí)行太公望的政策,使齊國富強一直保持到齊威王與宣王,并沒有什么不對,它表明了司馬遷重視黃學,忽視孔子的態(tài)度,無怪班固在《司馬遷列傳》里要說“又其是非頗繆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jīng),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班固他不懂得先黃老與述貨殖本是一個思想體系下來的,都是從太公望、管子以來的齊學,也就是后世所稱的黃學,或黃老之學。《貨殖列傳序》較短,不過四五段,除“夫山西饒材、竹、榖、、旄、玉石……而自然之驗邪”一段沒有直接涉及到黃老思想外,其余各段均以黃學貫穿,這跟他們父子兩人的學術思想有關,并非全如姚姬傳所說:“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寧靜淡薄先海內(nèi)。”這從序后述的貨殖名人內(nèi)容,也可以得到證明。
《序》后所寫的人物中,第一位是范蠡。范蠡與《黃帝四經(jīng)》很有關系,《國語·越語》下所見范蠡的話,許多見于《黃帝四經(jīng)》,而最重要且?guī)ЬV領性的話“圣人不朽,時變是守”既見于《越語》、《黃帝四經(jīng)》,又見于《論六家要旨》,《論六家要旨》正是以“圣人不朽,時變是守”去總結(jié)道家的,因此把范蠡擺在《貨殖列傳》之首,把孔門弟子子貢列第二,仍是“先黃老而后六經(jīng)”的精神作指導,第三個是白圭,司馬遷敘述白圭“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白圭樂觀時變,仍是按“時變是守”的原則經(jīng)商,注意世事和市場的變化,才能知道在什么情況下“人棄我取,人取我予”。
“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總結(jié)了范蠡“乃治產(chǎn)積居,與時逐而不責于人,故善治產(chǎn)者,能擇人而任時”,所以白圭“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fā)”,自白圭以下各家多是按這原則經(jīng)營致富的: 如烏氏搞畜牧,到牲畜多了,便“斥賣,求奇繒物,間獻戎王”;蜀卓氏是趙國人,秦滅趙,遷徙趙國許多人于巴蜀,很多人想遷近點,而卓氏本“人棄我取”,“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因此“鐵山鼓鑄……富至童八百人”;宣曲任氏,當“秦之敗也,豪杰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粟”,楚漢連年戰(zhàn)爭,“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任氏以此致富”,因此《貨殖列傳》不但提高工商業(yè)者的地位,還從道家黃學派去總結(jié)了他們致富之道,司馬遷在兩千年前具有市場意識,有市場經(jīng)營頭腦,這很不簡單。
當然他也看到工商業(yè)者“大者傾郡,中者傾縣,小者傾鄉(xiāng)里”的不良現(xiàn)象,他本人受到腐刑,在囚禁中感到“家貧,財賂不足自贖,交游莫救”,對于經(jīng)濟上的困難,深有切膚之痛,著《史記》時不免有些牢騷。但他寫作《貨殖列傳》仍是選擇了“賢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選擇”,對于販脂、賣漿、灑削、胃脯、馬醫(yī)他并不輕視,認為他們“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富者必用奇勝”,因此他們的致富,“皆誠壹之所致”。這比起班固在《漢書·貨殖列傳》里破口大罵這些人“皆越法矣”,是顯然有差別的。
最末他總結(jié)了一條經(jīng)商致富的原則,即“富無經(jīng)業(yè),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說明商人要會辯證地看待市場,一出現(xiàn)好的商機,便要立刻抓住,否則便會坐失機會,甚至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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