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葉紹袁

二十七日，丙午。雨。曉起理裝。家人輩至庵中拜別，余曰：“此行也，若幸中興有期，則歸來相見亦有日。不然，從此永訣矣。兩幼主室家之好未完(倌、倕未婚)，豈不痛心。然留之事虜，必不可，我亦無可奈何耳，三孫不及見其長大，幸為我善視之。踞湖山先隴松楸，幸念之毋忘。聞虜令遁不降者，籍入。不腆數畝與環堵之室，不暇計矣。顧夫人與公子，向受錢塘公之托，今亦有愧九原，當令善返昆山耳。諸婦女可寄西方尼庵，汝輩但為謀其糊口者，俾無凍餒以死，感且不朽。”室人皆伏地哭，余亦泣。登舟，二兄幼輿、叔秀侄來送；侄孫舒胤亦來，時年十五，淚潸潸不止矣。既發，冒雨至棲真寺(即香上人簡庵)。夜，可生上人為祝發焉。即此后，或有黃冠故鄉之思，但恐彭澤田園，門非五柳，遼東歸鶴，華表無依耳。

——《甲行日注》

〔注釋〕　葉紹袁(1589—1648)，字仲韶，號鴻振，晚號天寥道人，削發為僧法名木拂，號栗庵。江蘇吳江汾湖人，明天啟五年(1625)進士，官至工部虞衡司主事，憤魏忠賢閹黨禍國，辭官歸隱。明亡，棄家為僧，輾轉流亡，貧病而卒。《甲行日注》為《葉天寥四種》之一，系葉氏一部流亡日記，起乙酉(1645)，止戊子(1648)九月二十五日即卒前二日。葉紹袁出行為僧是乙酉年八月二十五日甲辰，故取《楚辭》“甲之朝吾以行”句名日記為“甲行”。 倌、倕未婚：葉紹袁有子八，倌，第六子世倌，后改名燮，即清初著名詩論家，《原詩》的作者；倕，第七子世倕，后改名孚，順治乙未(1655)年二十七卒。 三孫：長名舒崇，時年六歲，后亦為名詩人；次舒徽，時四歲，均為紹袁第四子世侗所出；幼舒嶷，時二歲，夭折。 顧夫人與公子：顧咸建之妻與子，咸建崇禎末任浙江錢塘知縣，守節不屈，被殺。昆山顧氏(明武英殿大學士顧鼎臣一支)與汾湖葉氏世有姻親，紹袁次子世偁之妻即為顧氏，故《甲行日注》引言中有“亡何，有錢塘公之難，余以婚姻孔云，幾中于禍”之說。 幼輿：葉紹衡的字，紹袁堂兄。叔秀：葉世倜的字，紹袁族侄。 舒胤：后改名舒穎，葉紹鼎之孫，葉世儼之子，后亦為清初名詩人。

崇禎十七年甲申(1644)，明王朝覆亡，次年乙酉，清兵南下，南京弘光政權瓦解，烽火遍江東。覆巢之下，難有完卵，血與火的嚴峻形勢，震撼著江南的士大夫群，在明朝屢世成進士的汾湖葉氏家族無疑也陷于凄惶悲慨的境地中。葉紹袁是個正直的官僚士大夫，又是位飲譽文壇的大名士。他原有個溫馨而風雅的家庭，妻子沈宜修，系出“吳江派”戲曲大師沈璟之族，叔伯、兄弟、妯娌中詞曲家與詩人輩出，宜修與三女葉紈紈、葉小紈、葉小鸞均以才名文華驚當世，八個兒子除最小的早殤外，也無不秀穎多慧才。誰知禍不單行，先是幼女小鸞與長女紈紈早逝，接著沈宜修病故，葉紹袁心境深深地沉浸在無盡的悲苦里。但他還沒從這種苦哀中掙脫出來，一場山崩海立的亡國破家的滅頂災禍又洶涌襲來。乙酉年春夏間，汾湖這個地處江、浙交界的幽僻之地，一度成為北來的流亡者聚集場所，他們會合于葉紹袁家，義憤填膺地思有所圖謀。然而很快清兵進入蘇州地界，流亡者們作鳥獸散，一度振起精神的葉紹袁也倉皇離家，變僧服遷徙逃亡于太湖流域及杭嘉湖一帶。從《甲行日注》散見于字里行間的記載可以看出，他暗中與那個地區的抗清義師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則“二十七日丙午”的日記，所載的即是他辭祖墳、別族眾，落發出走時的悲壯而又凄楚的情境，從中可以觸摸到一顆慨然于“國破家難全”的飽含血淚的心。

忠君報國，作為封建時代的一種觀念，既是個很復雜的意識形態，又是個并不鮮見的問題。但是，在《甲行日注》中，在葉紹袁筆底，那種特定年代里滲透著忠愛觀念的家國之恨，既無酸腐的頭巾氣或空洞的迂闊論調，又不作浮泛的、咬牙切齒式的呼嘯，而是表現出一種流自心底的凄苦情，切實細微，真摯濃郁，文筆又顯得那么簡捷明潔、清麗雋永，事與情洽，情見乎辭。以這則日記言，要旨在載錄“永訣”即生離猶死別的那種去國離鄉的凄涼心情。然而葉紹袁的這一心態是透過一件件具體情事的囑托與表白來表現，而沒發多少宏論高調。他說，兩個幼子婚姻未完，作為父親的原是責職未了，于心難安，但“留之事虜，必不可”，一“必”字將先國后家之意已寫盡，“我亦無可奈何耳”一語是沉痛而逼真，毫不矯飾，益顯出“必不可”的分量。心緒幾個轉折，感人甚深。三個孫子“不及見其長大”，做祖父的本舐犢情深，臨此境地，辛酸可想！“幸為我善視之”的拜托，該是怎樣的一種痛苦行為？難以忘懷的還有“先隴”祖墳，棄之而去本屬大不孝，然而忠孝難兩全呵！緊接一句說：至于“不腆”即并不豐厚的田園財產“不暇計矣”，尤襯出前面的“孝”之重量，以及忠孝權衡當先盡“忠”的情懷。關于對“顧夫人與公子”的關注，是懷著愧對地下忠烈的苦澀，但以一己棄家去國的忠烈心意的付諸實踐，豈不又是與殉國的同志殊途同歸了？至于囑“諸婦女可寄西方尼庵”云云，集注之點是要爭一個“清白”，其意甚明，清白也者，忠烈節操的另一說法而已。綜觀葉紹袁的辭家而行的訣別語，無一句不歸結到忠愛之旨，無一語不酸苦辛澀，但讀來不覺其陳腐。到“室人皆伏地哭，余亦泣”一段，情景畢出，祖孫三代，合族人等的慘絕情懷溢見紙上。結句的“或有黃冠故鄉之思，但恐彭澤田園，門非五柳；遼東歸鶴，華表無依耳”，雖是翻用常典，但情思貼切，自具感染力。既然抱著倘“中興”無期，則“從此永訣”之心，那么即使夢歸故鄉、神思有寄，也會痛苦萬分的，因為山河盡管依然，人事已是全非。陶淵明式的歸隱家園也“門非五柳”，無家園可隱；丁令威化鶴歸來同樣“華表無依”，新朝非復故國！由此能讓人們體味到，葉紹袁一想到未來也許連“或有”之思都完全可能幻滅，其時其人的心境該是怎樣地凄楚茫然？事實是，他的這種怔忡之思卻被不幸而言中，他的苦夢終也未能圓成。說實在的，這不能不算是封建士大夫文人的最大悲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