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轒辒，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闉，又三月而后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于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患于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故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這是一篇總結戰爭經驗、論述謀劃進攻敵人、克敵制勝的軍事論文。

孫子在文中明確提出：“不戰而屈人之兵”是戰爭取得勝利的最高準則。《謀攻》全篇以此為中心論點，分四段進行論述。第一段，談謀攻的戰略總原則，闡明謀攻的意義。文章開門見山，從用兵的策略落筆，依次列舉國、軍、旅、卒、伍，用“全”和“破”、“上”和“次”作兩方面的對比。作者用五個形式規則、語氣果斷的排比句，由大到小，由整體而局部，層層深入地說明了用兵之法，從而得出了“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結論，這一句既是本文的中心論點，也是謀攻的實質所在。接著，文章結合總結過去的戰爭經驗，闡述立此中心論點的根據。作者已認識到戰爭不是孤立進行的，在戰爭爆發前，應該首先進行政治和外交的斗爭，“伐謀”、“伐交”從而懾服敵人，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因此作者逐層點明了用兵策略的“上”、“次”、“下”，接著在“下政”方面做文章，來反證“上”的好處。孫子對“攻城之法”作一總的申說，“為不得已”，接著從多方面極言攻城的弊端，然后再敘寫古今一切優秀將領“屈人之兵”、“拔人之城”、“毀人之國”，皆“非戰”、“非攻”、“非久”的例證，又從正反兩面論證了“伐謀”的重要，進而自然地引出本段的結句：“必以全爭于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這樣扣住“全”字，呼應中心論點，寫來回環起伏，很有說服力。

第二段，論述在具體的戰役中如何注意謀略，并提出了六項戰術原則。作者用了一組排比句，論述了在敵我雙方力量對比的“十、五、倍、敵、少、不若”等六種情況下應該相應采取的六種作戰方法，其總的指導思想是要集中優勢兵力對敵作戰。接下來的“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一句，以違反這一戰術原則的結果，從反面證明采取靈活作戰策略的重要。

文章的第三段肯定了將帥對國家的重要作用，指出將帥是國君的輔佐者，輔佐得周到，國家就必定強盛，如不周到國家就會衰弱。為了充分發揮將領的作用、提高軍隊的戰斗力，作者又提出了國君對軍隊工作應注意的問題，強調國君不僅要知人，還要知軍，寫了不知軍的三種危害，這實際上是從反面談了“知”對謀攻的重要意義。

最后一段作者緊扣上文，論述了“知”在謀攻中的重要性。首先提出預知勝利的五種情況。這五種情況，前面各段都已涉及，作者換個角度再論述一下，既深化了論題，又與上文呼應，然后歸納一句“此五者，知勝之道也”。這就告訴讀者，“知”是“勝”的前提，“勝”是“知”的結果。再自然得出結論：戰爭指揮者要“不戰而屈人之兵”就必須多方了解和掌握情況，既要知彼，也要知己，從而確定戰略方針以及每個戰役的戰斗計劃，只有如此，才能“百戰不殆”，而這“百戰不殆”正是謀攻的目的所在。

可以看出，全文邏輯性很強，篇章縝密，層次清楚，有較高的結構技巧。“謀攻”的意義在于能夠理想地取得戰爭的勝利，因此文章開頭就提出取勝的最高標準，既說明了“謀攻”的重要，同時也為怎樣“謀攻”提供了準則。接著文章就從戰略和具體的戰役來探討如何“謀攻”。而國君和軍隊的將領是戰爭的指揮者，所以文章后部分就重點圍繞指揮者論述，就這樣，各節皆圍繞中心，逐層深入，顯得清晰明了。

在《謀攻》中，孫子對于要論述的問題，不鋪開說理和論辯，而是多拿出確定性的結論，只作一些恰如其分的分析和比較，并且每段文章均從正反兩個方面進行對比、分析、論述，所以說的道理就比較辯證、透徹，具備了可信性，通篇文章就取得了既簡潔凝煉，又有較強說服力的良好效果。

讀《謀攻》，能見作者的語言功夫。文章大量運用排句、疊句，一瀉千里，暢若流水，借以顯示執著的態度，使文章觀點鮮明。而在估計讀者被說服時，就用判斷句式，果斷作出結論，戛然而止，頓挫分明，令讀者細細回味。句式的選用能服從論述的需要，有效增強了文章的感染力。

春秋時期，百家爭鳴，學術活躍，孫子為論證自己的軍事觀點，除立論審慎外，必須講究文章的藝術性，以適應時代潮流。《謀攻》是軍事法典，它嚴謹、縝密、簡練、扼要，有一定藝術成就。但成文的當時，我國文章尚處于稚嫩階段，正從簡約的語錄體向結構完整的“篇”過渡和發展，還不具有較長規模的論文和藝術，因此《謀攻》與后世嘆為觀止的散文相比，其藝術方法還是較為簡單的。